11年中，三位中央委员“落马”
根据官方公开披露的信息，蒋洁敏是改革开放以来，享有“中共中央委员”级别的第三位“落马”央企高管。
开此先河的，是原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
高严1942年出生，早年曾在吉林电力系统长期任职，1990年代担任过吉林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等职，1998年起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2002年秋，高在任上失踪。
2003年，在依然“失踪”的情况下，高严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案件也由中纪委移交司法部门，但高严至今未被逮捕归案，也没有在海外公开露面，公安机关曾把他的信息放入网上追逃数据库，并悬赏20万元。
高严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失踪”的最高级别官员，官方从未正式披露过他的案情。
唯一可查的定性，来自当年《财经》杂志的一篇报道，电力系统内部通报的高严案定性是：“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负有直接责任”。此外，2004年国家审计署披露，1998-2002年国家电力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
此外，2009年被中纪委“双规”的原中核工业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也属“中央委员”序列。
康的案情同样扑朔迷离，充斥着各种猜测。他在2010年被认定受贿660万元财物，判处无期徒刑，但除了官方通稿里一句“为他人在企业经营、业务承揽、职务升迁、就业安排等事项上谋取利益”表述，其案情细节至今尚未被披露。
截至目前，官方披露的信息中，都未见高、康和蒋的案情蔓延向更高层面。
蒋洁敏的副手王永春，则是迄今公开可查的第三位“落马”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他之前，已有原建行行长王雪冰、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是从这个位置上被拿下。
其中，“红二代”陈同海2009年被法院认定的1.95亿元受贿金额，创下迄今还未打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官受贿金额的新纪录。
在“自首、认罪悔罪、检举他人、积极退赃”等多项从轻情节之下，他被判处死缓。由于之前有过多位受贿金额远低于他的高官被判死刑的先例，陈同海的这个判决一度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议。
反腐风暴眼：从金融到电信、能源
南方周末记者翻查公开文献，整个1980年代，只找到一位副部级央企高管“落马”，即原化工部副部长、燕山石化董事长杨义邦，杨也被称为是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打的第一只“老虎”。
和后来者们相比，杨的“错误”微乎其微：杨被一家香港皮包公司欺骗，贸然签订了贷款备忘录，接受了这家公司几套衣服等物品，燕山石化在与其合作中蒙受了几十万美元的损失。杨义邦因此被撤职。
1998年，原交通银行副行长鲁家善因受贿9万元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自鲁家善案发，至2005年原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被查，金融业一直是中国央企高管“落马”最多的领域。先后有原中信公司控股的香港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原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张恩照前任）和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因挪用资金、受贿、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被判刑。
这几个人的案情，大多涉及中资银行在美国和香港的不端行为，王雪冰的“落马”甚至就是始于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的调查。这也使得这一系列案件被海内外密切关注。
从各案判决书来看，被指控最多的行为，即是这些银行家们违规为商人提供贷款，行贿者不乏“天上人间”老板覃辉等显赫一时的富豪。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更低于现在，以靠拢权力来获取贷款，是中国民营企业主谋求资金支持的最主要方式。
此后几年，虽也有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原农行副行长杨琨等金融企业高管受贿被查，但金融业已不再处于反腐风暴中心。
取而代之的是前些年处于鼎盛时的中国最大通信企业中移动，2009年至今，该公司已有至少十几位中高层管理者涉案被查，包括原中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副总经理鲁向东和多位部门主管、省公司董事长等。已被判死缓和无期的张、鲁等人，都是被指控收受巨额贿赂，作为回报的是，行贿者拿到了中移动一些设备采购、电信增值服务、广告之类的业务合同。
中移动窝案余波未了，中石油案又接踵掀起更大波澜。
这两个领域都是由两三家巨无霸央企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控制市场，产业链上下游各业务环节布满了寻租机会。最近几个月，已有多位和中石油有业务合作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失踪”或“配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