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身边的日子
高志凯正式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4年。那年他22岁，被称为“建国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在此之前，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实战”训练。
“当时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老翻译手把手地教我。最早是周文重（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每次他给邓小平做翻译时，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一旁记录。会谈结束后，他会让我根据记录再翻一遍，指出问题。翻译就像跳高，永远有提高的空间，很难尽善尽美，总有些地方有遗憾。在这方面，老一辈的外交家和翻译家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很多年后，他和外交部前辈们聊天时，得知了自己被选为邓小平翻译的原因。“他们跟我说，志凯，我们当时选你有几个考虑：一是人很勤奋，中英文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二是发音比较好，会用嗓子；三是你个子不是很高；四是在大场合比较沉着冷静。”
对此，高志凯有自己的看法：“当时领导人普遍都不太高，晚年的邓小平只到我鼻子这个地方。他们说，你站在领导人身边不会遮挡，既能把工作做好，你的存在又好像微不足道。”此外，言行必须得体，不能抢领导人风头，声音的大小也很关键。
“邓小平比我大58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聪，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会听不明白。再有就是发音习惯，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四川话里“四”和“十”发音差不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志凯都会马上用手势再向邓小平确认一遍，伸出四个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数时候，邓小平都会果断地伸出四个指头回应。
如果是普通会谈，翻译如果没听明白，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但做邓小平的翻译不行。“上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来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当时苏联还在，遏制苏联是全局性问题，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除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美国来的内阁成员、部长级别的人他都愿意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仅不能翻错，而且不能重问。那样不严肃，不严谨，也不得体。”
邓小平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我陪他见外宾，从没听他引用过一句唐诗。他没有花里胡哨的地方，不爱虚荣，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他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话。”
高志凯唯一一次听到邓小平讲英语，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天宾主相谈甚欢，气氛非常好，时间也超了，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有了爽朗的笑声。会谈结束，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早年在法、德、苏都工作过的邓小平用英文说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成中文“再见”，又返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回过头，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凯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紧迫感与危机感让他选择改革开放”
邓小平1977年再次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他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当时还在冷战时期，国际局面复杂，中国要从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那就是改革开放。”高志凯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高志凯曾去邓小平“文革”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在当年邓小平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做着最卑微的工作，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他吃过苦，有过磨难，经历过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但这条路在哪里，又有多少风险？”
高志凯也去过邓小平复出前，叶剑英与邓小平谈话的地图室。“东、西、北三面墙挂着三幅顶天立地的军事地图。从上面看，当时的中国真的是被包围了，美军、苏军，中苏、中蒙边界全是苏联军队。而中国一贫如洗，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需多言。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别的领导人，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高志凯回答道，邓小平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邓小平，在80年代会见外宾的次数已经很少，他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影响更深远的事情，比如干部培养，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打破终身制，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当时很多‘文革’时期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想出来干，但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邓小平刻意培养年轻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一直影响到今天。”在高志凯看来，邓小平当时想要什么职务都可以，但什么都没要。邓小平曾对外宾说，我想当（一把手）肯定能当，但多累啊，谁来都得请他们吃饭。
近距离的观察，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
国企顽疾：一把手大权独揽
1988年3月8日，高志凯告别翻译室工作，去了他曾经无比向往的联合国。但短短一年后，他就有了新方向。在基辛格的推荐下，他获得了去耶鲁大学读书的机会，4年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两个学位。1993年，高志凯进入华尔街一家老牌律所做律师，上班第二天就被派到香港，由此迈进资本市场，先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后来干脆加入了摩根士丹利，彻底转向金融领域，帮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做并购业务。后来，他的工作重心渐渐转向国内，一度担任大型央企的高级副总裁。
在此期间，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也让他有了与国内央企、国企打交道的经历。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遗存与痼疾，改革转型带来的漏洞与问题，新旧矛盾交织，令人震惊。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
首先是企业结构的问题，层级太多。“几乎所有的央企和国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总公司、一级公司、二级公司……基本按照国内的行政规划走。”高志凯服务过的大型国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层甚至7层。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凯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一把手的手中，没有制衡。每个层级的公司都是一个决策单位，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决定。统一采购、招投标规定都形同虚设，每个环节都有利益交换。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厂里买椅子，再把原材料卖给外甥。”
这种情况下，好东西可以当废料卖，次品可以按高价卖。“一些油田打井的钢管，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关系户，关系户修理一下，再卖回油田，质量无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台支架，直径两米半的钢管居然能像洋葱一样折断；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结果两头是铜，里面不是，放到海里，一不小心就断了，导致整个平台断电，损失巨大。”高志凯认为，这是现在国内安全事故不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的是监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纪检部往往受控于同一层级的总经理。当我的预算、工资、升迁都掌握在你手里时，我是不可能对你形成制约的。在这种体制下，圣人都会腐败。企业里的法律顾问、纪检主任、监察机构，团伙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为贵，有钱一起赚。”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国家资财牟取私利。“一个地区的总经理想成为集团副总经理。他对我说，如果我能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要黄金有黄金，要外汇有外汇，要房子有房子，他还可以给我安排20个人进来。”对此，高志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些高管们也有“苦衷”：“别人都在跑动，他们不跑动也不行，因为领导不是圣人，不往前凑，再有本事也没人垂青。说到底，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