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宋彬彬在见面会上。 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40多年两个宋彬彬”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作者：朱柳笛 张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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