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评论】科长咬鼻折射地方政治生态异化
官员互殴/漫画
大公网评论员 陈国栋
日前，湖南衡阳质监局同处一间办公室的科长和副科长相互殴打，一人鼻子被咬伤，另一人手指被咬伤。这是近年来又一起见诸报端的基层官员互殴事件。类似事件频发，暴露出可分配利益局促之下的地方政治生态，已然变异。
为公车私用、为办公经费 地方政治利益博弈细微化
据媒体披露，湖南衡阳质监局科长咬鼻事发于副科长因家里有事想调用科里的公车，在向科长请示时遭到拒绝，两人因而发生互殴，双方都被咬伤。类似事件并非罕见。2012年，湖北公安县农机局副局长向局长反应工作费用问题时，也因双方意见不一发生斗殴，双方均受伤。而更早前的案例则是，2011年10月，湖南衡阳司法局局长欲将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从衡州监狱调至司法局下属的衡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时，遭到副局长反对，两人因而在会议上发生斗殴。
上述三个案例，具有如下共同点：
第一、当事人均属低级别官员。湖南衡阳司法局局长、副局长官至正处、副处级，而科长因用车咬鼻、局长因工作费用问题打架，涉事官员均只为正科、副科级官员。
第二、斗殴事件的发生，根源均为极为具体、极为细微化的利益之争。在最新的湖南质监局科长咬鼻事件中，事发原因为一辆公车的调用；在湖北公安农机局长的案例中，涉及工作费用问题；而湖南衡阳司法局的斗殴，则涉及到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调动。
第三、均动用了政治斗争的最原始手段：搏斗。无论是咬鼻子、还是互相斗殴，都属于最为低级、最为原始的利益之争手段：人体的自然对抗。如果用所谓经典政治学斗争的理论来说，即属于最低层次的政治斗争。
基层官员为了具体利益而发生斗殴的类似事件频繁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内地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异。
可分配利益空间逼仄 地方政治生态异化
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即为利益的分配。
中共建政以来，由于历史原因，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掌控全国行政权力的行政体系；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掌控着全国所有资源的分配权。
1980年代开启改革后，执政党权力不断向社会释放，这一过程持续至今。高层最新的举措则是，李克强总理在5月13日的动员部署机构职能转变工作会议上强调， 简政放权“开弓没有回头箭” 。在中共自上而下汲取资源的体制下，执政党权力“开弓放箭”的过程，实际上即是基层可掌控资源不断缩水的过程。
印证这一“体制放权-地方资源缩水”过程的两个数据是：在财政总收入中，中央与地方比由1980年代的3:7，逆转到当下的5.5：4.5之间；而在财政总支出中，中央与地方比由改革初期的4:6调整为当下的2:8。换个更通俗的说法，即：中央掌握了更多的钱，办更少的事；地方掌握的资源更少，要办的事反而更多。
在此利益格局调整下，“强中央、弱地方”成为当前研究中共政治的新路径。按此路径来观察上述地方基层官员互殴事件，即可一目了然：由于利益分配自上而下的汲取效应，及至处级、科级等基层政治单位，其可分配的利益已极为微小，“僧多粥少”因而成为当下地方政治体系的必然现象；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即表现无遗：互殴、咬鼻子……此即当下异化的地方政治生态。
另一种政治生态则是，当有足够可分配的利益时，斗而不破，就成了可以平衡各方的政治格局。此即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