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接娃被拍照,“恨不得给人家跪下”
2012年,杨副处长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学车、考驾照。今年41岁的杨副处长是西安市某部门一位中层干部。这些年来他所在的部门虽然没有“专车”,但实际上处室里的两辆车几乎就是他和处长的专用。
去年夏天,当关于公车改革试点的文件下传到单位后,杨副处长有点着急。由于单位新办公地点距离市区较远,“挤公交不适应,也不好看,还是买个十几万元的车自己开吧”。
杨副处长坦言,以前虽然没有“专车”名分,但单位的小轿车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专车”。“不仅上班时间随时使用,司机还要负责接送我上下班。周末有事我也可以随时用,给司机打个电话就行。”
陕南某乡镇党委的齐书记也明显感觉“不舒服”。办公室变小了,从原来的20平方米变成了9平方米,和镇文书共处一室。“一个人这么多年惯了,如今我很不习惯,文书也明显很不自由。最难受的是,我不下班他不敢偷着走,他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出去办个事也得赶下班前回来转一圈,让大家都看到”。
“受到约束”的还有财务制度。前些年乡镇的开销基本上“市镇长一支笔”,只要签字基本全部都可以报销。如今财务制度特别严格,稍微不留神就会接到纪检部门的提醒询问电话。“说实话,如今的公务员越来越提心吊胆了!好多钱必须花,却报不了账,请示上级,领导说你自己想办法”。
公务员老范对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深有体会。今年元旦前的某个周末,下班路上他习惯性地开着单位的制式公车去接孩子放学。结果就在他和孩子拉车门的那一瞬间,发现有人在用手机 拍摄他的车。“我当时一下子蒙了!因为这事一旦上网或被领导知道,我轻则待岗,重则会被开除。”
老范赶紧拉住拍摄者“检讨求饶,恨不得给人家跪下”。好说歹说,对方才答应“算了”。心有余悸的老范等了两天,看没有什么事才放下心来。他和妻子商量买私家车,“咱自己也买得起车,实在操不起这个心”。
老范在政法部门工作,以前的日子自由,一般熟人约的饭局都会去参加,偶尔帮人办事也会收点东西。逢年过节单位不是发卡就是发果蔬礼品,或者是数目500元、1000元不等的现金。由于各种节日很多,所以一年下来数目也很可观,“不比工资少”。但今年这些隐性灰色的福利一下子全没了。“去年中秋,女儿成天问我咋还不发月饼。我后来自己去超市买了一盒,这是我这些年第一次自己花钱买月饼。”
西安南郊某街办科级干部刘先生说,2013年最大的感受是“禁令”多了,外出吃喝应酬少了,回家吃饭的机会多了,上下级关系相对简单了。“这都是好处,还有就是经济压力大了,年终奖看来没戏了,单位有钱就是不敢发。哪一级领导都不敢提这个事,不敢唾这个核儿。其实领导也缺钱也想发,各单位都在互相观望,一旦有人发没事,也就都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