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对付“土皇帝”
被清剿后的博社村正面临重建的问题，目前，博社村抓紧民生工程建设、发展村里的经济，改变经济基础薄弱催生犯罪经济的怪圈。当地政府重新组建了该村“两委”，据新任博社村村支书蔡水宝介绍，近期将召开民主生活会，从149名村党员中认真甄别，筛选出年轻有为不沾毒的党员组建新的党支部。另一方面，当地也试图发挥宗族势力的正面作用，蔡氏族人的四个房头主事长辈被召集起来开会，约定分头告诫各自的族人，不得再碰毒品。
博社村能否就此走上正道，有待后观。但深圳等地的一系列案例表明，治理村官问题，除要突破宗族势力与黑恶势力，还要从顶层设计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并完善举报与查处机制。
“我们上访，他们要我们走法律程序；我们走法律程序，他们又要我们上访。”深圳清水河村村民梁荣辉抱怨。还有村民说：“调查组曾要求我们提供证据，我们都提供了，后来不但没结果，连我们提供的证据也没有了。等我们再向有关部门反映，又说证据不足。”
张国辉说：“为维护集体利益，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部门，最后政府就四个字打发我们，证据不足。但那些摆在地上的总是事实吧！”
如乌坎前期一样，这些村民的诉求被有关方面“以法律的名义”引进了“协商、谈判、打官司”的死胡同。
2014年1月初，备受社会关注的深圳龙岗“20亿村官”周伟思一案有了最新进展。深圳市检察院披露消息称，该院以周伟思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据了解，周伟思共被控收受好处费5600万元。
“20亿村官”周伟思的被查处，说明只要重视，法律完全可以有效作用于问题村官。然而对于未引起舆论和政府重视的举报来说，村民不管走哪条“正确的路”，恐怕都会面临不通的尴尬。
加剧底层民众失望与不满的是，被举报者安然无恙，举报者却可能还会面临巨大的风险。2012年11月27日，举报“20亿村官”的南联社区居民周祖杰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经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执行逮捕。12月11日，举报“咆哮村长”的大浪村民张国辉，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这些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以大量的实证，对农村地区“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导致基层政权退化，进而出现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就提出过警告。上述诸多案例也表明，在包括宗族势力、黑恶势力、腐败网等非正常因素的左右下，选举在一些地区成了公权私有化的程序游戏，为问题村官创造了条件。
在河南，登封市大冶镇垌头村村支记、村委会主任董军政，党员身份涉嫌造假，行径恶劣，却依然在2011年度的换届选举中成功连任。该村党员梁学超认为：“一方面，他从经济上绑架了大家，拆你的房、圈你的地，不跟他走就拿不到补偿；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又有家族势力和‘保底选票’，选举时照样占据优势。”
“制毒第一村”案件中，被查处的村官以及被双规的官员，还生动说明了党纪国法在利益集团与宗族势力、黑恶势力面前的局限性，触角无法及时到达每个角落。
“问题村官”政治渗透越深，危害就越大。必须从博社村等案例上反思那些“问题村官”是一步步如何做大的。
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也是围绕土地展开的一系列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处理不善就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堵住“问题村官”上位的通道，谨防村官充当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打手甚至是主谋。
检举犯罪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一旦村民诉求无空间，其结果必然是综合其他不稳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
可喜的是，在一个个大老虎被关进笼子的同时，类似蔡东家、王晓雷这样的一个个“土皇帝”也正接二连三被揪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