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科生的纠结
在王辰接到第一个公务员录取通知的时候，有了一个媒体实习的机会。王辰开始考虑，要不要去当公务员。
因为在网络论坛评论时事，王辰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是在北京工作的记者。平时这位记者写完稿，都会发给王辰看，让他提提意见。在创办一本新刊时，王辰有机会写了一篇稿子。朋友看后，觉得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于是邀请他来北京实习。
王辰并没有把考上公务员的事情告诉朋友。他怕朋友“为他着想”，不让他实习了。
父母还是希望王辰去做公务员，“不会失业的工作，生活稳定，你见过哪个公务员下岗的？”王辰的一个表哥是副镇长，非常风光，表哥是家里为孩子们树立的榜样。但他还是执拗地来了北京。实习生没有基本工资，他便靠稿费过活。每月的房租2800元，稿费勉强能解决他的食宿问题。
佛山某卫生监督局的面试时间到了。因为不确定实习后能否留下，王辰还是决定去佛山参加面试。
他坐飞机去了佛山。因为时间太紧，他花3500元，接近全价买了往返机票。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机票太贵，他在飞机上喝了8杯橙汁、吃了两份飞机餐，才稍稍觉得心里舒坦。
佛山的面试也通过了。王辰有了两个公务员职位可选择—福州还是佛山？或者，两个都不选。
媒体实习单位的领导也正式地和王辰进行了一次深谈，想了解他作为医科生为什么要做记者。王辰说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当医生，而且医生职业压力大，医患矛盾突出。他喜欢做记者，“虽然辛苦，但爱干这行，见多识广，可以让我迅速成熟起来。”
他想改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王辰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时，考场的音响设备因故障中断了两分钟。考试结束后，学生和家长们疯了一样地找学校询问该怎么解决。
王辰跑到网吧查阅考试规范的相关规定，转身回来讨说法：按照规定，在考试前，应该组织学生试听；如果出现故障中断，监考老师应该立即向上汇报，并重新播放；而且这家学校的播放系统一直不好，你们事前也没有做任何的维护。
现场的一个官员站出来呵斥：“怎么就你话多啊！你一个学生能掀起什么浪？”这激怒了王辰的母亲，要找媒体将这件事情公布于众。
听说要找媒体，官员们的态度软化了下来。校长找王辰的母亲谈话，极力安抚。尽管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王辰却看到了媒体的力量。
王辰拖了两个公务员单位半年多，直到2011年正式入职媒体，才回绝了他们。王辰的父亲很不高兴，在电话里训斥他：“你在北京能挣多少钱？！”
王辰的大学同学，大多数都做了公务员。90多个人里，只有不到20个人做了医生，四五十人在医疗系统的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药企。
一位女同学考上了深圳的公务员，同时也考上了北大医学院的硕博连读，没有太多挣扎便选择去做了公务员。对这件事，同学们的争议并不大。
“我为这个国家可惜。”面对近些年医学生改行的问题，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副院长沈琳颇为担忧。沈琳1984年毕业于徐州医学院。在那个年代，医学生们毕业的第一选择便是进医院当医生。她的同学里没有一个人直接到卫生系统干行政工作。
身为博士生导师的沈琳主管学院的教学工作，每年学院都要招收70名左右的研究生。
她的学生里，也有去考公务员的，但是公务员毕竟没那么好考，去制药企业医学部、市场部的学生多了。改行的学生给沈琳打电话：“沈老师，我又升职加薪了，我请全科的人吃饭。”
学生告诉沈琳，在制药企业工作的初始阶段，收入每年都会上涨很多，而她那些当了临床医生的学生们，“35岁之前，没达到独当一面的水平，每月工资只有3000多，仅够吃饭的，还要让另一半养着。”
“按说医生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职业，应当受到尊重。在中国，医生这个职业和国外没法比。”沈琳说。
2013年，美国给联邦公务员调薪之后，媒体发现，最高级别的公务员收入还不如优秀的外科医生。
而在大洋彼岸的医学生眼中，公务员的地位已经直线上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