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并没有总结当年工作，今年会议上讲话分工的调整，透露出高层经济决策机制变化的端倪。但这种机制调整会否定型，还有待继续观察。
此外，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组组长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共中央文件起草组组长的情况非常罕见。进入新世纪以来，总书记亲自担纲全代会或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组负责人的除了这次会议以外，只有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
五
财经决策机构的人事安排，亦直接关系经济决策领导机制的变化。
1998年至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直由总理兼任。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之间的具体工作分工进一步明确，国务院的“经济内阁“角色基本定型。但在中共十六大以前，江泽民虽然没有再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但仍较多地直接领导经济工作。这一阶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权力更多在执行层面，在决策层面的功能相对较弱。2002年以后，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对经济工作的具体领导相对减少，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经济决策方面的地位更趋重要。
从今年以来的一些情况看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可能出现了新的调整。
近20年来的历任中财办主任都有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国家计委)工作的经历，2012年的新任中财办主任刘鹤也不例外。但他在出任中财办主任前，已从国家计委离任多年，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的经历，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外界普遍认为，刘鹤是习近平在经济领域的主要智囊。刘鹤担任中财办主任，使得中财办作为中共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不单受到财经小组本身的领导，更与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中财办已不仅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而成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共有的最高经济决策智囊机构。执政党的领导人，也可以依靠中财办对经济工作进行更直接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