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央企“一把”手中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蒋洁敏，与康日新有着类似的人生履历，也是一步步从底层干起来的：1972年，蒋洁敏进入山东胜利油田，从技术员、作业队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干起，后任采油厂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93年至1994年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委员，1994年调任青海石油管理局局长。
蒋洁敏在青海石油管理局期间的作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青海石油管理局是中国最早开发的油田之一，当时正值储量下跌期，蒋洁敏提出以气补油，将勘探开发重点从石油转向天然气上，令青海成为中国第四大气田。后来，在他的主导之下又贯通三条输气管道，青海油田效益翻番。
1999年2月，蒋洁敏调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助理，他以上市筹备组组长的身份参与并筹备了中石油的公司化改革和海外IPO上市。1999年11月，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完成，蒋洁敏出任董事兼副总裁。2000年4月7日，中石油股票在香港证交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跻身世界石油大公司十强行列。作为上市的“功臣”，当时年仅45岁的蒋洁敏甚至被视为集团内部最具国际视角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少壮派”。
有媒体报道，“蒋洁敏一点都不像国企领导，做事干练，执行力强”，常能看到他对着规划图或是拿着图纸对公司的各种规划项目、油田分布、面积储量等侃侃而谈，“各种数据和名称信守拈来”。还有一种说法，蒋洁敏的父亲曾是其山东老家县物资局局长，天天骑自行车上班，退休后非要回乡下种田。蒋洁敏已经走上领导岗位了，每次回村，“在村口就下车，步行进村，小车只能在他身后跟着。和他家女人出门吃饭，也不开车，就是随便找个小饭馆，随便点俩菜就吃了。”也许他平素给人留下的正是这种印象，其落马才会更令人意外。
早于蒋洁敏落马的原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还有一个身份——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生于1960年，籍贯吉林省乾安县。他1999年进入中石油系统，从吉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开始干起，一直做到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被认为“爬升很快”。大庆油田内部人士网上评论称，王永春“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据公开资料，王永春在技术方面曾多次获奖。同时，他曾主持并参加国家级、部级和局级科研项目18项，出版两部专著。王永春执掌的大庆油田是中石油发展最好、对中石油贡献最大的油田，在中石油系统内地位很高。
2009年12月被查处的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生于1958年，在他还不满42岁时即出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当时是电信业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曾被称为电信改革的铁腕式人物。2011年7月，张春江因受贿罪，被河北省沧州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作为30年来中国通信领域唯一被定性为个人严重违纪的副部级官员，张春江的落马，撕开了电信行业的隐秘一角。
凸显“一把手”高位高危
这些高管的落马，反映出中央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和对症下药的同时，也暴露出部分国企“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监管存在漏洞的问题，并警示国企改革的迫切性。
就康日新案而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落马前还曾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则被媒体广为引用：“我这一辈子都在为核事业作奉献，如果我退休时，大家评价说，康日新在这个位子上是不谋私利的，我就很欣慰了。”据媒体披露，蒋洁敏也曾放出豪言：“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
究竟是什么使这些国企大员们在事业的征途中折戟？显然不仅仅是源于个人品行。“贪腐来自巨大的权力，”有人这样评论，“长期以来，大型国企公司的治理制度，特别是关于高管的权力制衡制度严重存在缺陷，是高管频频出事的制度因素。好的制度能管住坏人，坏的制度则能使好人变坏。”与此同时，不少大型国企的老总在同一家企业任职时间特别长，这在客观上更容易形成绝对权威，获得绝对权力。
蒋洁敏落马后，有人把他与发生在2007年的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落马进行对比。陈同海案是近10年来中国石油行业最大的贪腐案，陈同海其人创下了央企“一把手”至今仍未有人打破的贪腐纪录：利用其担任中石化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石化股份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1.9573亿余元。
据媒体披露，在陈同海案发后，中石化领导班子成员曾反映陈朝纲独断，企业成为他的独立王国，数千万、上亿元的项目，都经常是由他一枝笔批示决定，重大工程的招标形同虚设，党组成员谈工作都要排队求见。
“陈同海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2008年，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在谈及陈案时说。李荣融总结了陈同海教训的几条原因，第一条，就是“企业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建立健全，保证权力规范运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记者 刘向南 余智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