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需要比15年更长的时间”
在司法管理体制改革中，最受社会瞩目的内容是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这一方案的提出，首先是为了解决司法资源不均的问题。“有的地方法院案件数量不多，有的则过多，造成忙闲不均，浪费司法资源；有的地方法院管辖区域过大，有的则过小”，12月初，最高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撰文称。
在青海、西藏等地区，人数在10人左右的基层法院、检察院并不鲜见，甚至几年前，西藏一个县检察院只有3名工作人员。
“在中西部地区人口少、地域小、案件少的县，可能不再设基层法院、检察院。相邻几个县的案件将集中到一个法院、检察院办理”，上述人士称，“如果几个县的面积较大或相隔较远，可以由集中起来的县级院设立巡回法庭或派出法庭审理”。
对于司法地方保护的问题，现实中普通公众更寄望于“上面”。高级法院，甚至最高法院派出巡回法庭审理地方案件，由此被改革者纳入视野。
这一方案同样被高层注意，派出法庭作出的判决，将具有所派出法院的效力，即高级法院派出法庭，视同于高级法院的审级，最高法院的派出法庭，则能够代表最高法院。
但这一设想亦面对现有法律障碍，按照我国的诉讼法规定，案件审理实行级别、地域管辖原则，比如普通民事案件在基层法院一审，在中级法院二审，如果省级法院的巡回法庭介入此案，将造成高级法院受理了由基层法院一审的上诉案件。
“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分离的改革，与人财物统管不同，前面写的是‘探索’，所以在此轮司法改革中可能不会实现”，陈光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蒋惠岭论述包括这两项改革内容的文章中，将“今后15年作为论述当前司法改革措施制定与实施的时间节点”，他甚至写到，“其实，有些措施从设计到确定，再到呈现效果，可能需要比15年更长的时间”。
县法院或将不设行政庭
“民告官”的行政案件是司法地方保护中最突出的问题，孟建柱在文章中提到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时，即提出“通过提级管辖、集中管辖，审理行政案件或者跨地区民商事、环境保护案件”。
2007年在贵阳市中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环保法庭，如今环保法庭已覆盖了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实现了与行政区划的适当分离。
而在行政案件中，“现有规定可以提级审理、异地审理，但并没有明确文件予以规定，属于法院的自由裁量”，中央财经大学行政法学教授高秦伟告诉记者。
“老百姓起诉他所在县的县政府，所属市中级法院可以安排到该市内其他县异地审理，但还是在这个市的市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效果可想而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告诉记者。
“自从《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后，最高法院主张建立专门的行政法院，以此摆脱行政案件中的地方保护，但由于牵涉其他事项，这一主张并未得到中央政法委认可”，高秦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可能的改革措施是推广行政案件提级管辖，将原本属于基层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提至中级法院审理，相应地，将本属中级法院的案件提至高级法院审理。“今后的基层法院可能不再设立行政法庭”，上述接近中央政法委人士称。
知识产权法院却可能在行政法院之前“出生”。三中全会《决定》中称，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这并非出现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章节，而是出现在“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部分。
“这一主张最早是由科技主管部门提出，针对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上述人士称。
与四个级别、两审中止的普通法院格局不同，“知识产权法院可能会在较大的市，依托当地中级法院设置，而不会是独立的系统”，上述人士称。但和司法管辖改革一样，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也在“探索”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