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我的苏联陪同驱车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赶往莫斯科。这位苏联朋友50多岁，担任中层干部多年，读过不少书，英语讲得好，待人热情，言谈幽默，看问题尖锐。我们一路侃大山。这位苏联朋友总是把话题转到改革上。他说，苏联老百姓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实际利益了解得并不充分，但传到这里的消息已经足以让人羡慕了。我说，我们改革10年步子的确迈得不小，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拍我的手说：关键是你们手里已经拿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苏联改革的决心也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在大城市，在思想理论方面，改革的气氛很浓。问题是，普通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实惠，而实惠是最贴近人心的东西。
我记得，戈尔巴乔夫那次在会见钱其琛外长时，语气轻松、滔滔不绝地讲到国内改革、苏中关系、国际大势，谈了很长时间。戈尔巴乔夫自信地说：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都在经历着一场大变革。苏联的改革正在加速。过去搞过几次改革，结果是半途而废，主要是旧的行政体制、老的思维方式使之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行民主化，加强苏维埃的作用，改革管理机制。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继续往前走。
在苏联改革之初，外交部一位领导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过这样的话：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果不其然，改革没几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就摇摇欲坠。国内积蓄已久的民族矛盾爆发，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主权独立宣言。苏联经济陷入全面停滞，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的。
苏联解体前，我去过苏联两次。那个时候，凡是到过苏联的人，回国时大多会带两种礼物，一种是呢子大衣，十多美元一件，不少人一次就买好几件。另一种是俄罗斯套娃。不是不想买别的，而是没有别的好东西可买。这种娃娃，我们中国人称为“套娃”，就是娃娃套娃娃，俄语称为“玛特廖什卡”。在俄罗斯乡村里，“玛特廖娜”是最常见的姑娘名字，“玛特廖什卡”是“玛特廖娜”的昵称，而这两个名字又源于拉丁文的“母亲”。它与套娃的特征颇为贴近，都寓意着旺盛的生命力、健康壮实的身体和人丁兴旺的后代。传统的套娃造型大多是一个圆脸农村姑娘(也有人说是俄罗斯大婶)形象，红扑扑的双颊，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小嘴，略带微笑，身穿绣花衬衣和长马甲，系着围裙，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色彩。木头娃娃的腰部可以打开，里面套着一个稍小的娃娃，再打开，又套一个，一般为连续套5至8个的，还有的能连续套十几个，其中最里面的那个娃娃，甚至小到像黄豆般大小，可是依然须眉毕现、栩栩如生。
苏联高科技发达，能把人送上太空，但苏联的发展又是畸形的，轻工产品匮乏，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颇能苦中作乐。一个中国学者讲了个故事，说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时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看到里面都是俄罗斯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他好奇地进去望望，陪同他的苏联朋友拉了他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给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那个时候，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经常提醒赴苏出差或工作的朋友，从北京来的时候最好多带些日用品。从事中俄民间边贸的人还有清晰的记忆：那时苏联的小朋友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吃，会攒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我们换泡泡糖。当时，苏联老百姓期盼改革最好能先让他们的餐桌发生实质性变化。
就是这个实力上曾经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仅仅5年后，就从地球上消失了，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国际上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是非曲直，只能由历史去作结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中国人有理由庆幸有小平同志这样伟大的领导人。难怪戈尔巴乔夫在20年后说他最敬佩邓小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