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的智库“江湖”
师承苏联，1949年之后中国成立了许多官方政策研究机构，职责是通过体制内的组织渠道向领导层提供决策参考。俄罗斯《消息报》2013年11月的一篇文章批评说，“苏联模式”智库的缺陷逐渐暴露：智库理应是权力的镜子，智库的专家们却不怎么敢向俄领导人提出反对性意见。
冷战的终结，各国智库几乎都倒向美国模式，但中国智库依旧遗传有苏联的基因。2012年3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发表的《中国智库新趋势》文章说，中国有三个基本类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分别是官方政策研究机构(附属于特定部委及其研究项目)、半官方智库(与一个主管的政府机构存在某种联系)以及非政府智库。不过，他认为后两种作为政府的外在政策机构，可以称之为智库。
中国智库的“江湖”呈现出不对称的格局。
“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多是用皇粮养活的，是依附于政府的，正是由于独立性的缺失，而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就曾批评中国智库缺乏独立性。2013年夏天召开的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与会专家也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将迎来春天，但自身仍存在独立性不强、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不足等缺陷。
智库，需要独立的人格。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朱超平称，“不属于任何党派使它(智库)保持了公正性，捐款人不会左右智库研究的结果，为它奠定了独立的基础，这样才会有影响力。”
“美国智库一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独立于政府、政党派别。美国智库似乎也强调透明公开他们的工作、项目的各方面以及和其他国家相关的研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美国的智库可以自由地挑选课题，而不为政府所管制。
传统上，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的亚洲国家，“服从型政治文化”占主流，公众对政治决策存在着盲从倾向，政治参与的意愿较低，不愿公开、主动地表达不同意见。同时，政府对独立政策分析的需求也不强，通常很少重视和支持智库的发展。
当前，中国的多数智库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政府机构，甚至还有较为明确的行政编制。正是这种权力图谱，使得这些智库出现两种行为偏好：在研究方向的选取上，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上级的喜好和意图。研究内容上，并不是在决策之前的有效建议，而是在决策后进行解读和注释。
“一些学者现在为利益集团服务、为政治服务，也就是解释政治，解释政策，从来不敢提出反对的意见。有很多观点是发表不出来的，很多学者只是解释政府的意见，没有一点前瞻性的东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说。
“智库，不是仓库，要有用，智库要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安全防御决策提供参考。”在2013年12月5日的首届南方防务论坛上，国防大学乔松楼教授指出，仍有智库在提供诸如“1+1=2、巴黎在法国”之类的报告，那是在迎合决策者的偏好。
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情形正逐步改变。近年来，政府越来越“有容”，容得下批评意见的存在，即便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官方背景浓厚的智库，也会对现行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和独特观点。
官方智库一家独大的垄断格局也在打破。近年来，民间智库蓬勃发展，它们通常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也有不少分布在高校。
“我对建设高校智库还是挺有信心的，从普通决策咨询到顶层设计，有专门资金扶助，比如第一年就给了高校几十万启动经费，发展前景越来越看好。”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喻常森说，仅广州的高校，就有三家智库——中山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大洋洲研究中心，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加拿大研究中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类智库应与之相契合。”金灿荣教授认为，国内千余家智库应被纳入决策轨道，进而解决智库之间的重复工作与无序竞争，“中国的外部挑战越来越多，公众压力上来了。”
尴尬的不只是经费
智库何以运作?《纽约时报》专栏曾评价说，这仰仗“燃烧着的美元”。
“最令人尴尬的就是经费。由于一个时期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加上财力不足，许多单位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三十多年来，一些国内智库一度出现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局面。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至少聚集着至少100家智库，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的布鲁金斯学会，就坐落在西北城区，与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相毗邻。2010年春天，南方周末记者曾受邀参观布鲁金斯学会，办公环境与中国的报社差异不大，级别较低的研究人员都在“格子”间里办公——办公桌、电脑和一把椅子而已，办公区附近还有“厨房”。
“美国智库的独特之处：它有强大的员工队伍，并有大量的预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说，美国发达的基金业为智库运作提供了资金。
从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公布的2012年财务报表上，南方周末记者初步统计，该学会每年至少有四千多万美元的经费，除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设立的专项基金之外，还有大量来自基金会、公司以及个人的捐助，贝尔大西洋公司、壳牌石油、时代华纳、《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的捐助几乎占据经费的半壁江山，而来自美国政府的捐助和咨询费则微不足道。
优越的融资环境，中国智库只能望洋兴叹。《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说，一家中国半官方研究机构的经费来源中，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27%，而来自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
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网站上，南方周末记者也发现，不少中国智库接受了来自国外的捐助。其中，美国能源基金会2010年度工作报告书透露，受捐助者包括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科院能源动力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
“我们当然坚决不会做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但也确实使我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北京一名不愿具名的半官方智库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该机构近六成的经费来自日本的捐助，每年研究人员赴日考察近200人次，从机票等交通费用到餐饮住宿，一概由对方支付。当前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风起云涌，正是智库显山露水的时候，这家以研究日本问题为目标的智库却告诫研究人员：不得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在资金捐助和国家利益面前，他们选择了沉默。
与外部资金同时进入中国智库的，还有其评价标准和价值观。上述智库人士还披露，人员的评价奖励标准也是看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参加过多少次国际学术会议、或者在海外研究机构有何种“挂职”。
“三条阵线”的竞赛
“安国兴邦，思想乃国之利器。防务智库要提供具有独特的视野的安全观念，提供前瞻性、指导性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建议。”广州军区原副政委刘新增中将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大小战斗四百多次，他在首届南方防务论坛上指出，智库要“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
这位从战争中走来的八十多岁老人，一直在期待着中国防务智库建设的春天。2013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批示，要把智库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几个月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在关注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智库大致扮演了五类角色。”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除为外交决策服务之外，智库也是“纳谏者”，偶尔担任信息管道和外交谈判参与者的角色，也是外交政策主张的宣传者、指导者和评判者。
在孙哲教授的研究清单中，中国防务和外交智库被划分为三条阵线：外交部和新华社等涉外系统的智库属于第一阵线，它们“密切联系当前外交斗争，虽离不开长远的战略考虑，但主要着眼于当前动态的国际形势研究，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第二阵线则来自军队系统或其他对外交流单位，除关注现实问题、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之外，它们也聚焦对中长期国际形势的研究，“注意收集富有综合性、回顾性、全局性、战略性和展望性的外交信息和情报。”第三阵线则是高等院校和社科部门的研究所，更为学术化，理论色彩浓厚，研究人员可根据兴趣较为自主地选择课题。
“中国外交开局场面很大，时间站在中国这边，稳扎稳打特别的重要。”金灿荣教授认为，中国国防和外交的进步，离不开与智库的良性互动。
这几年，“利益共同体”、“软实力”、“国家利益”等西方学术名词陆续被纳入决策层文件，智库被认为功不可没。
“对于国家利益的概念，党的十二大写入了报告。十二大以前不提国家利益这个词，这的确有点模仿西方国家，将国家利益分类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金灿荣教授说，国际利益的层次分析法被中国智库引进之后，在学界和舆论界传播，最终进入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体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就早已流传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法。
当然，引入西方理论的同时，中国智库也在不断反思。
“慎谈‘核心利益’，这有利于保护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作为来自军方一家顶尖智库的学者，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2010年曾在媒体撰文，呼吁涉外部门和新闻媒体要谨慎使用“核心利益”。日本《读卖新闻》2013年4月28日就发表社论，指责攻击中国拓宽“核心利益”范围。此后，国家“核心利益”见诸媒体和外交辞令的频率明显减少。
相较于以退休外交官员为主力的智库，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喻常森认为，未来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方向是高校、新闻媒体或二者的结合，“毕竟是智力密集的地方，又有直接的舆论影响力”。
在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外交智库的格局中，三条阵线之间的智力竞赛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