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峰标高1436.9米，这一天，细雨如丝，雨点落在身上，异常寒冷。
这是断粮的第5天，一万余人的180师只能集合起一千来人，靠野菜和树叶勉力维持，重机枪因为搬不动被丢弃，剩下的二十余挺轻机枪，只有一挺还能打几分钟的子弹。
张城垣是师部的宣教干事，他听见师长郑其贵在喃喃自语，“完了，完了。”随后，师长命令机要科长将联络密码全部烧掉，这位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老知识分子吓得哭了起来。
28日，剩下的人决定翻过鹰峰再次突围。在一条山沟下，他们发现了数百名伤员。重伤员在死前大喊“把我埋了，把我埋了”，他们却只能在死者的脸上覆上树叶。
冯志诚在山脚的另一支突围队伍里，他是180师539团的作战参谋，集合起一百多人，下意识地朝北走，团政委韩启明负伤掉队，选择自杀，甚至没人注意到。
肖德元掉队了，他站在北汉江边，江水茫茫，手边只有一支苏制步枪。江对岸，群山之中，炮声隆隆，那里有他被围困的战友。
一个朝鲜老妇人站在木屋前，不断说着什么，他听不懂，大概明白是让他带走屋子里的一具战士遗体，遗体的头上盖着红布。
这个新兵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了，他在心里喊着：“毛主席啊，这个仗怎么打成这样？”
战俘营
炮击终于停了下来，敌军开始搜山。180师538团卫生员钟俊骅就是这时被俘的，他在溪边喝水充饥，枪口忽然捅到了腰间。
张城垣和吴成德一直留在山里，吃光了山沟里的青蛙后，他们决定下山找粮。晚上，张带着四个士兵溜下山，毫无意外地被敌人发现，他们跑啊跑，黑暗中看不清，纷纷坠落悬崖，等他醒过来，两个士兵已经死去，活着的小声告诉他，张干事，我们被俘了。
直到一年后，他才知道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山里又坚持了一年才负伤被俘，成为志愿军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
张城垣被送往巨济岛上的志愿军战俘营。在五次战役之前，志愿军战俘不过两千余人，五次战役之后，陡增至一万五千人。
作为宣教干事，他原来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第一条就是不能被俘，想到如今的处境，感到非常羞愧。他在战俘营认出了许多180师的士兵，对方却低着头不愿看他。
180师的被俘军人成为战俘中坚决回国的领导者。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战俘不等于罪犯，战俘营中实行战俘自治。利用这条规定，1952年，他们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发展了两千余名团员，张城垣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还有一张机关报《消息报》，用以鼓舞教育被俘同志。
战俘营是另一个战场，这里有各色人等。从台湾过来的国民党特务混进战俘营策反，甚至强行在战俘身上刻上反动口号，让他们不敢回国。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厕所。
180师的干部们也针锋相对发起打击叛徒的运动。“经我批准处死的叛徒就有17个。”张城垣说。
1952年4月8日，在美军正式“甄别”被俘人员遣返意愿之前，180师的士兵们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材料是脱胶了的雨布，原本打算各人献血染红，但收集了一斤后却发现鲜血凝固变黑，最后用的是医务室的红药水。
钟俊骅被选定为升旗手，清晨，战俘们集合起来高唱国歌，许多人热泪盈眶，他们说这是两年战俘生涯中最光荣的一天。
“当时有两条原则，如果交换战俘就坚决回国，不然就自己解放自己。”60年后，张城垣说，“我们是军人，为了荣誉也得回去。”
已有定论
第五次战役后，兵团决定严肃处理180师，对其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内部整肃。
败军的名声很快在军内传开，打饭时，师傅问战士石敦豪，你是哪个师的？得到回复后，围观者开始起哄：“就是那个吃屁火的嘛。”
1951年10月，志愿军对失利作出了正式结论，“180师突围并没有经过严重战斗，但是一个师损失殆尽，给党和人民招致不可弥补的损失”，不能从军事指挥上找原因，而是“政治上动摇逃跑，贪生怕死，把一个师让敌人消灭了”。
随后，师长、副师长被撤职，团以上干部党内留党察看，行政上一律降职、撤职。军部甚至一度考虑撤销180师番号。
539团政治部主任李全山，因为在检讨中表示自己曾有“万一负伤被俘，也要坚持斗争”的思想，被军部严厉批驳，认定“一个团级政治干部，竟准备屈膝作俘，是叛变行为”，给予党内外双重处分，调离军队转业地方。
1952年，对180师的问责再次升级。中共志愿军党委发出文件，强调了“180师全师被歼灭”，该师各级干部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