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你的外交手腕超出了一般商人的范畴，但为什么在中国投入了最多的精力，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也超出一般。
格林伯格：我跟许多国家领导人都认识，但是如果不是我特别的敬仰的，我也不太愿意谈论。我在亚洲待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在中国，因为要开拓中国的市场，所以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中国有13亿的人口，有5000年的历史。然后我对中国以及它的人民都非常着迷。我认识的政治人物，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朱镕基总理。我在他任上海市长的时候就认识他，后来在他任副总理、总理期间我也跟他见过面。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政治领导人，他为他的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悦：《商业周刊》说你的经营风格特别重视中央集中制度，中国也有这种权威主义的传统。这是否有助于你理解中国人的治理思路，以至于你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时显得更游刃有余？
格林伯格：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做生意，比如说我们用中国来举例子，必须要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认识到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需求，总结来讲，就是你必须要理解各个国家人民的需求。
张悦：你起主导作用的斯塔尔基金会在1991年用51万美元购买了当年被八国联军盗取的中国铜窗，然后把它归还给中国，一个外国组织帮助返还中国丢失的国家文物在当时尚属首次，之后有很多组织曾经效仿斯塔尔基金会的构想。你们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格林伯格：我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我们在法国的一个美术馆看到了这个铜窗。当时他们要卖，有人不知道这个铜窗是不是真的，所以就跟中国的文化部联系，然后让他们到法国去鉴定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确定了真实性之后，我们就把它买下来还给了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正确的事，如果能让其他人也这么做，我觉得很值得。
张悦：这可否被认为是一次向中国政府示好的天才的公关举动？这一善举的目的之中难道不包含帮助AIG进入中国市场？
格林伯格：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基金会在当时把几百万美元捐到了不同的领域，比如说我们在上海建了儿童医院，在环境方面也有捐献，在教育奖学金方面也有贡献。这些彼此之间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5年，当时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把一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排除在世界贸易体系之外。后来中国成为WTO的成员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在国会中跟很多人一起致力于让中国加入WTO，其中就有亨利·基辛格。我觉得我做这个努力，跟是否帮助我的公司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没有关系的。做任何一件好事，都不应以利益为目的。
张悦：很多中国人对那段被列强欺辱的历史都特别敏感，中国近年发生过针对家乐福的抵制事件，也发生过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一些外资企业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你如何看待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你自己的企业受到这种威胁时，你会采取什么策略？
格林伯格：我认为这种事情是不会持久的，因为中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他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都给世界做出了贡献。历史不能倒流，我们不能因为两百年前有人做了不恰当的事，然后就一直揪着不放，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是一直揪着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