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闻教育
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培养新闻大家
人物周刊：我读了《中国名记者》，里面有《大公报》张季鸾的一段话，他说“各国报业是一种实业，但是在中国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长”。作为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清华新闻学院院长，怎么看“文人论政”？
柳斌杰：中国文化在演进过程中，一直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传统”，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有一批这样的御用文人，为他造神话、编故事。毛主席对这个观点特别有过评价，说他们写的历史是不真实的。
清末中国日落西山，知识分子开始思索，但直到“五四”运动前，都不知道民主、科学，而是围绕皇权治国、道德治国，他讲的“文人论政”是这个问题。百日维新、君主立宪为什么不能成气候？都是文人坐而论道，依靠当权者的开明进行社会改良，而不是发动人民去推动历史。
而西方媒体是一种社会独立的力量，作为真理的旗帜，马克思特别重视报纸、图书出版，终身从事这个职业。直到今天，我们的新闻难说是一种社会公众的舆论平台，也有那种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下一步要理清这个关系，使媒体真正脱离权力和金钱，站在公理、正义的立场上，为社会文明进步摇旗呐喊，成为一种推动力，这也是社会现代化、文明进步的标志。
我们书中选的一批记者，全是代表正义、公众良心的记者，不是跟着观望，摇旗呐喊的那种，那种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成为真记者。当然，我们不能说，向旧体制反叛的记者就是真记者，不能这样说，但是至少你要站在公平、正义、真理的立场上说话。我们选的这些记者，他有变革的思想，有探求真理的奋斗，当然有的没有同旧体制决裂，因为生存的环境，他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人物周刊：四九年之后，我们的新闻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脉络，领导人也倡导“政治家办报”的原则，您怎么看政治家原则办报，和您刚才提到的那个？
柳斌杰：政治家办报是列宁提出来的，因为当时苏维埃的国际环境险恶，国际舆论一边倒，在这个情况下列宁讲，苏维埃掌握的报纸刊物是国家政治机器里面的一部分，必须要政治家办报。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国家也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重视阶级斗争的时期，毛主席也用了这个口号，这也是当时环境造成的。我们现在讲政治家办报，已经和那个概念不完全一样了，是说要有党性、政治眼光，能够把握大势、服务大局。
人物周刊：但我感觉“政治家办报”是强调党性原则。
柳斌杰：我们以前也讲了，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既要讲党性，也要讲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说，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最高的党性也是来自人民性。
人物周刊：作为清华新闻学院的院长，你希望从清华走出毕业生是什么样子的？
柳斌杰：我不认为清华就是要培养一般的新闻记者，我现在提出要以改革的精神，重构新闻教育体系，在清华培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实际的新闻大家。
所以我主张清华招生结构也要调整，尽量地减少本科学生，而要招收从各种专业毕业的，清华有跨系调整政策，从计算机、信息、物理、化学调整来学新闻的，每年都有一批。从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中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高层次的新闻领军人才。
未来我们将在几个方面突破，要重构新闻传播教育的体系，规划新闻学院教育改革，创新教材体系，创新表达体系，用新概念、新范畴，承担传播中国新形象的任务。发展面向国际的传播，这是我们清华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
纽约时报老总来北京，我问他对中国新闻传播是什么印象？他说你们的新闻传播没人关注，因为你们不是解释就是辩护，生怕别人不理解，给人家反复宣传，在别人看来，那全都是你的家务事，没进入国际共同关注的领域，即没有关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人类的命运问题。
后来我给传媒界说，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还没有站到国际的高点，而是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这是我们的缺陷。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要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传播中国的声音，树立中国形象，我认为这个要求很高。作为清华大学，要了解国际新闻传播领域别人的语言体系、别人的表达方式，体现国际化新闻传播教育的方向，培养新闻传媒的领军人物。
谈改革决心
要“啃硬骨头”，决不能“只说不练”
人物周刊：《决定》出来之后，叫好声不少。听得出来，无论谈人大改革，谈文化体制改革，谈新闻监督还是新闻教育，都传递着对《决定》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坚定和乐观。但是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提到说，历次三中全会，每一次都深得人心，但落实时都打折扣。
柳斌杰：我觉得这回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了，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十八大以来，整个党的思想作风有很大转变，说到做到、求真务实，已经成为趋势，不是做表面文章。
第二个，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5年，但体制机制的障碍严重制约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前进的步伐，如果不下决心去啃硬骨头，整个中国发展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不像改革开放初期，一项政策就刺激高速增长，现在已经做不到了，35年走到关键时刻，就像爬坡，再不往上爬，你就要往下滑，或者掉到深渊里去。
第三个，离我们建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剩下七年时间了，不打几场攻坚战，承诺就要落空。
第四个就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使得改革必须加快步伐，开放必须加大力度。
从另一个方面讲，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三中全会之后，大家在普遍肯定的同时，还感到不那么解渴，网上都可以看到，就说明对改革有迫切的期望。这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推动领导人在改革上下决心。这些原因决定了今后七年的改革肯定是一场攻坚战，任务很重，时间也不多，不可能也不允许“空档运行”、只说不练。我想这些因素一定能使改革走上新征程，达到新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