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一刻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在清华学校受过八年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又在美国留学过四年。英国留学过一年，学的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学……我深深受了这种反动思想的毒害，回国之后还贩卖这种毒品来毒害我们中国的革命，实在罪孽深重！”
1957年9月，王造时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检查，提及早年，早已全然不见了雄心壮志，他把自己当年求学经历，贬损得一文不值。
这段话事实上并不准确，甚至完全相反。当年王造时学成归来，矛头首先指向的，恰恰是执政的国民政府，而并非井冈山。
1928年，国民政府于形式上统一全国，随即开始了‘训政’阶段，一党专政统治从这时建立，这让一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王造时愤怒异常。1930年，王造时回国，受聘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教书之余，他结合自己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撰写了大量时评文章，发表在《新月》等杂志上。
“翻开世界各国历史，请问哪国的民主政治是统治者‘训’出来的？请问哪国的民主政治，不是人民争得来的？……凡是拿到政权，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或团体，总是不愿意放手。这是人类普遍的天性，各国的政治历史都可证明。”他写道。
王造时呼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让国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各党各派可以公开竞争，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选票代替机关枪。民主势力扩张，人民监督之下，割据一方的军阀才能变成保家卫国的势力，加之政府与人民合作，就能抵抗日本人日益膨胀的野心。
由于文风酣畅淋漓，王造时的政论很受读者欢迎，同时，也令官方头痛不已。起初，官方试图拉拢王造时，蓝衣社头目刘健群曾到上海找过他，劝他“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回答，好意心领，他还是想继续教书。
拉拢不成，强硬措施接踵而至。当局先是查禁了王造时主办的《主张与批评》杂志，从1933年起又密令全国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教书，想从生计上卡死他。没想到，王造时早早已经备好了一张律师证书，跑去章士钊的律师事务所当起了律师，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又派给他一些译书的工作，王造时的收入跟教书时相差无几。
当局又想到了暗杀。一天，王造时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手中得到了一张暗杀名单，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没过多久，榜上有名的杨杏佛就真的被暗杀了。为防患于未然，王造时又出奇策，他把这张名单交给了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大美晚报》，第二天，该报中英文两版同时将这张名单发表了出来，轰动全上海。上海市长不得不出来“辟谣”，从此，榜单上的人再也没有被暗杀的了。
1936年，双方的矛盾终于激化。这年五月，王造时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要求国民政府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府。11月22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共党嫌疑”将他们逮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不仅中共发声明抗议，连冯玉祥、张学良这些党内大佬也提出异议。后来在西安事变中，“释放上海爱国领袖”被写入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声明中。宋庆龄更是以“人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请愿, 要求释放“七君子”，高等法院的院长只好躲在里面, 避不见面, 任凭法院门前人山人海，高呼口号。
在始料未及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望着门前迎接的人们，王造时情绪激动地表示，“欢迎不是欢迎七个人，而是欢迎‘救国会’的主张。”
这无疑是王造时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