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外交部内刊《新情况》：中央“耳目”
1949年11月，在外交部成立前的两三天，清华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学生宋以敏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情报司(后改名为新闻司，以下统称新闻司)司长龚澎。
36岁的龚澎身材颀长，面容姣好，出席正式活动的时候，优雅雍容，平时则有些不修边幅，想问题时烟不离手，有种洒脱劲儿在里头。她待人友善，对待新来的年轻人也很平等。
因新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员，一年级的宋以敏只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经过短期的政治和政策培训，就进了外交部，被分在新闻司负责国际动态调研的三科。
龚澎把三科定位为中共中央的“耳目”，要求他们对国际动向保持高度敏感，以成为合格的“侦察兵”。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尤其是10月中国入朝参战之后，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对跟随他多年的龚澎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时，在西方的封锁下，中国不能直接订阅英美报刊，信息来源只有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材料和向香港的剪报公司订购的专题剪报资料。
“新华社提供的国际动态信息很有限，香港剪报公司寄来的剪报，零碎芜杂，很不及时，而且价格不菲。”后任新闻司三处副处长的宋以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龚澎组织三科人员收听西方国家电台，并创办了《快报》和《临时通报》——后者即外交部出版至今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的前身。
收听“敌台”
成立之初的外交部，位于北京外交部街33号。这里原是北洋政府外交部旧址，由东楼和西楼组成。
新闻司在西楼办公，一科和三科在楼下东侧各占一大间，中间的一小间是龚澎的办公室。顶楼还有一个小间，专门用于收听“敌台”。
除了由新闻司负责管理的外交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新闻司的业务人员只有二三十人，但仅留美归国人员就有6位之多：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浦山、曾做过记者又同赴密苏里大学攻读硕士的李肇基和麦少楣夫妇、前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之子陈辉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陈秀霞，以及在新闻司短暂工作过的王曾壮。
也正因为龚澎用人不拘一格，因此屡屡受到“重才轻德”“重业务、轻政治”的批评乃至指责。
彼时，中国的通讯设施非常落后。外国通讯社往国外发消息只能到电报局去发，新闻司很多人连录音机都没有见过，市场上能买到的收音机的频率也很有限。龚澎设法搞到了一台从国民党处缴获的美军电台。因其功率很强，这台电台还遭到过公安部门的怀疑，部里专门为此出具了证明。
从1950年底开始，新闻司英语听力最好的陈辉和黄星两人轮班，24小时蹲守在这台旧电台前，收听美国之音、BBC和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等台，捕捉朝鲜战事的消息，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报道。
出生在香港的黄星，4岁开始学英语，在港期间曾在乔冠华和龚澎主编的英文期刊《中国文摘》从事翻译工作，1950年受龚澎之邀进入新闻司工作。
如今90岁高龄的黄星，说中文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但却讲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语。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在顶楼 “收听敌台”的紧张日子，他们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
但黄星和陈辉的中文不够熟练，所以只能将重要新闻用录音机录下来，打出英文文字稿，再由其他同事接力译出。
译好的稿子，编成《快报》，用复写纸手抄五份，或由打字员打印出来，赶在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分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办公厅等。
宋以敏由于刚上大学一年级就被调入外交部，当时“英文太糟”，听不了广播，只能做点辅助性的工作，包括抄写《快报》。
由于时差的关系，许多重要事件常常在深夜发生，要是非常紧急，陈辉和黄星就会使用红机，直接拨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进行汇报。
《快报》主要是报道简短动态，重在“快”，紧急的时候一天会出好几期；《临时通报》则主要就中国关心的问题，搜集西方国家报刊上的信息和评论，据此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编写《临时通报》的主力之一是三科副科长、外交部有名的才子曹棉之。参与编写工作的，还有李肇基、李肇新、王曾壮、马德龄、杨寿康等。不幸的是，李肇基1955年去参加万隆会议时，因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而遇难。
由于工作量大，有时三科忙不过来，新闻司负责外国记者工作的一科和负责联系驻华使馆的二科同事也会来帮忙，收听广播，编写刊物。
东柏林站点
但是，仅仅通过收听广播收集信息，显然远远不够。第二年，龚澎想出了个重要的补充办法：利用东、西柏林之间可以自由通行的有利条件，在中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内设立一个站点，处理设置在西柏林的信箱所收到的当天的报刊。
1951年秋，宋以敏跟随时任三科科长孙方，飞赴东柏林。孙方是李克农的女婿，曾经当过叶剑英的翻译。
中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的驻地，设在东柏林卡尔霍斯特区的一座三层楼小旅馆里，离苏军军营不远。旅馆地方狭窄，一进门的接待室只容纳得下一大一小两个沙发。新闻司的站点位于三楼。
这个站点陈设简单，有一台大体积的收音机，用以收听新闻。室外有一个小阳台，工作间隙能出去透透气。阳台只有四五平方米，站在一角拍照，永远只能照到胸口。
每天一早，使团的德国司机迈耶尔会开车到西柏林，去收取所订阅的当天出版的二十来种英美报刊。《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时代》《美国新闻与报道》《新闻周刊》《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等大报大刊，统统包括在内。
报刊一到，孙方和宋以敏就开始快速阅读。朝鲜战场情况、各国围绕朝鲜战争的政治博弈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和评价，是他们的关注重点。
傍晚时分，司机会送宋以敏去电报局，通过电传机，把摘编好的英文信息发回国内。发完电传通常需要半小时左右，有时要一个小时。
回去时往往已天黑。路过苏军军营时，宋以敏常常看见许多德国姑娘隔着军营的铁丝网与苏联大兵互诉衷肠。这在当时的东柏林，已成为一景。
从东柏林及时发回国内的这些电传稿，大大充实了《快报》和《临时通报》。
“读当天的英美报刊，当天向国内发电传，这已是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快渠道了。”宋以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已82岁的她身材不高，披一条灰色羊毛围巾，讲话温和谦逊，带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书生气。
1953年初，孙方和宋以敏奉调回国。之后，新闻司又派出了两批人员，一批是任以沛和郭达，还是在东柏林；另一批是刘珙和方生，转到了日内瓦。每批只能待一年多，或者更短时间，以免时间太长，摸不清领导意图。
之后，这项工作就转给新华社了。新华社驻伦敦分社记者每天从大量英美报刊中进行摘编，发给总社，新闻司则作为订户，继续使用这些资料。
“一定要反映，哪怕很反动”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快报》完成其使命停刊了。《临时通报》则继续出。
为此，三科每天一早都要开碰头会，确定当天上报的主要内容。
当时，西方的电台和报刊上充斥着对新中国的质疑和抨击。龚澎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反映情况时不要有任何顾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龚澎要求我们，重要的评论，哪怕很反动，一定要反映，不反映就是失职。”宋以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用什么方式反映，很有讲究。龚澎对此要求极为严格。”
有一次，宋以敏在西方报刊上读到一篇文章，里面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有矛盾，她立刻向龚澎做了报告。龚澎让她马上摘译出来，手抄一份，直送周恩来本人，并嘱咐她，绝对不得外传。
50年代中期，宋以敏在《外交季刊》等美国报刊上不断读到哈佛大学博士、该校俄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布热津斯基的文章，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她做了多篇摘介。
“当时布热津斯基还没有后来这样有名，但是他提出的观点自成体系，也很新鲜。”宋以敏说，“那时候我们都认为中苏关系没有问题，说有问题，那是挑拨离间。但这没有妨碍我们向上如实反映这类观点。”
后来，宋以敏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去美国访问时，在1997年2月去拜访了布热津斯基。见面时她告诉他，早在40年前，她就开始把他的评论介绍给中国了。布热津斯基很高兴。
那次见面之后不久，布热津斯基把自己刚刚完成的新书《大棋局》样书寄给了她。此书中文版就是根据这本样书译出的，受到了多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