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翻我这十年的活动日志，我基本上还算是做到了“5+2”和“白+黑”，你也能看出来我也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由第三方客观记录活动日志，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更好地约束我不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更不能干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事。要是干了见不得阳光的事，你还敢让他人每天都作记录吗？
《瞭望东方周刊》：我知道，你早就提出过市长应该当城市CEO，也设想过评选“市长院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葛红林：我是向中国工程院的一位领导建议过，既然其他的工程管理能纳入工程院的管理学部，那么城市工程管理更有理由被纳入，由此就可以开辟“市长院士”的申报和评选。
这不同于“院士市长”，后者是当选院士后再去当市长，而我说的“市长院士”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工程管理分支。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吸引全社会更多力量重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可能激发市长们不去在意城市及市长行政级别的高低，而把市长岗位真正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职业来从事。
我相信，“市长院士”会更在意将城市建设得更美好、管理得更科学，从而真正涌现出一批职业化的城市CEO。
《瞭望东方周刊》：这算是您当市长的理念之一吗？
葛红林：我在这一套整理出来的系列工作资料中，有一册就叫“理念与方法”，市长的律、德、略、策、韧、悟，其中的每一部分我觉得都应该是所谓市长理念的组成部分。
我比较喜欢“哲学+数学”的那种工作理念。哲学使人深刻，数学使人精确，如果能够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哲学思考、数学工作，做到刚柔并济，既能辩证地看待问题又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既有开阔的工作思路又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就一定能把事情做好、做优。
比如再具体到政策制定，不是一刀切而是切一刀。政府应该多方面周全考虑，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要科学地切一刀，而不是鲁莽地一刀切，否则结果往往是问题没解决，反而造成更多其他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做了十年市长，你是不是也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为官之道”？
葛红林：没有什么独特的，要有的话那就是从善向上，做善事、积官德。一个人，接受了公众的信任，投身于为公众服务的事业，就应该把自己看作“公众的财产”。中国历史上“丞相无私事”的训诫，对今天的我们依然管用，也是当代市长必须的品质，处于官场，我觉得应该坚守同流不合污的工作底线，不合上级的污、不染同级的污、不沾下级的污。
其实，我一直只是一名做事者，告诉自己要有做事的心态和状态，以及追求做事的干净。如果要谈什么追求的话，那就是让成都的城市价值不断实现提升，让成都人民的幸福感高于和远高于时代的平均温度，并在我的服务任期内感到更加的“巴适”和“安逸”，我想这就是我追求的成都市长的价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