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准备好了掉脑袋的”
《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应该是你任期遭遇的最大挑战，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葛红林：地震发生时，我正准备会见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客人，走到距离会见厅5米时，会见厅的门开始剧烈抖动。我意识到应该是发生严重地震了，我中断会见马上就赶到了成都市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打开近些年已建成覆盖全市的“天网”视频监控系统实时查看。当时的成都街头，聚集了数百万惶恐不安的市民；同时，各种伤亡信息不断传来，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也很快开始向成都聚集。
成都是毗邻震中最近的特大中心城市，因此成都的有序和正常运转成为抗震救灾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我作为市长，应该说是历史把我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你知道当时四川省、市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已经陪同紧急赶赴灾区的中央领导在极重灾区都江堰一线指挥救灾。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大的地震应该是谁也未曾预料到的，作为市长当时决策的挑战是什么？
葛红林：地震是下午发生的，到天色渐暗时，成都街头上依然是惊慌不敢回家的市民。这个时候，所有市民都希望听到一个来自政府或者是专家的肯定答案，但没有人现身回答。
这个时候最保守的做法是把专家学术性的说法原封不动地告诉市民，如何避险由市民自己决定。可以说，当时作不作决定、作什么样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但这个时候市民心理的安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抗震救灾的大局面前无论如何必须确保中心城区不能乱。最终我还是拍板决定发表一个电视讲话，明确告知市民除危房外，当晚都可以进室内正常休息。这在当时是最关键、最核心也是责任最重大的一句话，也是当时市民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敢作这样的判断？
葛红林：发表电视讲话前，市政府秘书长还特意提醒我，是不是需要把所有在家的领导都召集起来开会，对讲话内容集体决策。我否决了。
我是学材料科学的，成都的地质结构我也很清楚，成都平原沉淀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和沙土，从材料科学角度讲，这种双相材料具有优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此外，综合当天媒体报道和自身体验，判断这次地震是两大板块间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断裂带的长轴方向影响很大，而成都中心城区受到的影响较小。
当时为验证自己的分析，我还找了省、市地震局的专家征询意见，虽然得到赞同，但专家们难以出面明确表态。所以最终我还是自行拍板决定，劝告市民当晚就可以放心回家。作这个决定是很艰难的，我记得在当晚电视讲话后不久举行的成都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上，我说过真要出了事，我是准备掉脑袋的。
坚守同流不合污的工作底线
《瞭望东方周刊》：2001年，你到成都时是当年中央、国家机关和中管企业干部到西部地区的第一批126名挂职锻炼干部之一。后来有没有想到过会留下来当三任成都市长？
葛红林：确实没有想到。我还记得那年是在10月25日，中组部召集我们这批挂职干部开会，我作为挂职干部代表还在会上作了发言。过了5天，我就飞到成都，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市委副书记。过了一年半，组织上确定我为成都市长候选人，我也没有想到。当选市长后，我给自己的要求是甘当一个职业化的市长。当初我给自己设定的“职业目标”就是：做好第一任期、实现本科毕业；争取做到第二任期、达到硕博连读。
《瞭望东方周刊》：好像你当市长一直有随时做工作笔记的习惯？
葛红林：这是我的习惯，或者说我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社会科学。比如，这十年我的每一条批示都可以轻松地查到。我的做法是每作出一个批示，就让工作人员复印一份，然后放到一个专门的档案盒里，年底的时候装订成册，再编成索引，一年一册。市民写给我的信、市长热线每天整理出的电话记录、信访局报告的信访线索，我做市长的这十年每一件回复、批示、督办过的事项也同样依照类似办法一一整理。
《瞭望东方周刊》：我听说包括每天见什么人都会详细记录，这是当市长的经验之一吗？
葛红林：让秘书记录我每天的活动日志，在我从宝钢调到成都担任市委副书记后就开始了，当时是尝试着把企业记录工作日志的理念引入地方工作，通过让第三方记录每天的工作历程来进行自我督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