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磨难无奈告国家审计署
证人保护立法已有共识，但仍未成为正式法律
最初，董航等三人提出要去北京落户，“因为大都市容易隐姓埋名”。不过，总行提出在沈阳或辽宁省境内进行安置，这一提法遭到他们的拒绝，因为“案子涉及面广，不安全——被举报的人能不恨我们吗？”
董航等人知道落户北京的困难后，就要求省外安置，可根据每人投亲访友的意向安置，保证每个人安置后能够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准，这样的要求在银行方面来看同样困难：“锦州市区的房价能跟北上广一样？其中一人的配偶是重点中学的老师，异地安置时，银行没有能力安排到同样的重点中学，至于改名等也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
不过，2006年鲍宇还是被安置到了沿海某市，改过名字的鲍宇开始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与董航也只是在年节时互相问候。
在那一年，董航的孩子出生了，为了孩子能够有更好的教育，董航拒绝被安排到泰安，而选择了威海。“我们夫妻马上去了威海，接收我爱人的单位称，她必须辞掉锦州的工作，重新入职。这与我们得到的‘调转’通知不一致。如果重新入职，妻子的工龄、待遇怎么算？还有因为我还要跟总行沟通，那边就来电话说我不上班旷工，也许，在所有银行系统眼中，我们还是背叛者。可是，我们维护了国家的利益，怎么能是背叛者呢？”
与董航相同，孟日涵也因为拒绝安排到某市，待岗至今。
交通银行异地安置与董航等人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作为企业，交通银行确实无力处理诸如户口等方面的问题。于是，董航于今年10月中旬，将国家审计署告上法庭，诉讼请求主要有两项：公开交通银行锦州分行虚假核销贷款案的专项审计报告；交通银行对审计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审计整改情况。庭审持续了两个小时，据媒体报道：出庭应诉的审计署法律部门工作人员陈述说，虚假核销贷款案是根据举报线索进行的审计调查，不是常规的审计项目，完成调查后，以《审计要情》形式上报国务院。而《审计要情》属于涉密文件，不能公开。
事实上，国家审计署在1996年建立举报中心的时候曾发文《审计机关举报工作规定》，其中第五章保护第26条中表示“确因受打击报复而造成人身伤害及名誉、财产、经济损失的，举报人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要求赔偿。”但在董航看来，这条内容过于空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举报后所遭遇的种种磨难。”
举报者的作用显而易见，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报告说，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70%以上来自群众举报。但举报者却没有来自法律上的保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曾表示，“我国大陆的证人保护制度空白之处太多。”法学界也曾将散落于民法和刑法中的保护规定，称之为“过于笼统”。曾参与1996年、2012年两次刑法修订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表示：“2012年修订的新刑诉法，才开始触及到证人保护制度，专项法律更是没有，内地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负责安置举报人及其家人。”
作为举报人，在法律广义解释范围内，属于证人范畴。记者了解到，关于证人保护立法在1998年已经开始酝酿，并在第二年在学界达成初步共识，曾有媒体报道，在2005年证人保护法（建议稿）已经起草完毕，但多年过去，证人保护法并未通过立法成为正式法律。
这就像是董航的命运一样，煎熬地等待着，盼望着不知距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