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改革就是要改出新的方式、新的逻辑，而大多数人还是沉浸在旧体制、旧习惯之中，如果没有一个信息过程和学习过程，要想成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吴稼祥：改革呢，第一个就是邓小平的“两试法”——试点和试错，第二个就是甜头主义，就是先找那些一改革马上就会有甜头的领域，比如说承包就是这样，承包后农民就有饭吃了，比如说城市里的小餐厅承包，一承包经营就好了，这就是甜头嘛。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假如一下子全国铺开，各个地区都不一样，甜头还没有尝到，苦头先到了，这种改革不就死了吗？比如一些过去认为敏感的领域，现在全国有好多地方，实际已经有些试点了，而且甜头已经显现。但是，上面到目前为止思想还没有统一，所以有些地方的试点三心二意，甚至故意搞砸，好的试点经验，也没有得到肯定和推广。
但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不平等加剧，如果想避免最后崩盘，只能启动全面改革。
时代周报：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至今仍未厘清，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纠结。你怎么去看待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不同？比如，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导致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变化。
吴稼祥：1980年代的税收体制是“分灶吃饭”，完成了中央上缴的份额剩下都是自己的，所以地方的发展，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一些，活力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把这个可以叫做财政多中心治理，地方的有限财政主权。1990年代以后，这个权力基本上就上收了，地方留下的可支配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一方面，因为中央的钱有点多，多了以后就胡作非为了，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情，不是为老百姓负责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地方政府要干一点民生的事情也没钱，所以为了要创造出收入，土地成为最快的、也是最大量的一块，其中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现在的“血拆”现象。地方的财政窘迫，加上任期制，再加上土地所有权的空置，现在全中国是处于一个“战争状态”，我把这叫做“中国第四次土地战争”。政府和农民之间夺地，应该说与1990年代以后财政中央集权的能力过强，地方财政回旋余地缩小有很大的关系。
与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相比，19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不同的改革。人人都知道1980年代是个黄金时代，为什么是黄金时代呢？多中心治理嘛，权力下放、增加活力，假如是沿着这个方向走，如今的整个社会状态就会不一样。把钱收上来容易，要再发下去就很难，比如说“营改增”、小微企业增值税暂免，稍微让一点，但让得很少，等等，这些事情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对1990年代以来政策的矫枉，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在治标，小打小闹。
时代周报：中国社会走向利益多头化、观念多元化的趋势已经没有力量可以阻挡。但是，“分权”而能“统一”，“多元”而能“一体”，并不是一件易事，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是如何多元又稳定的问题。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吴稼祥：中国历史上的不稳定，主要不是因为多元的问题，而是因为政治结构过于僵化和单一。也就是说，没有那个容器，就装不了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说的多元化，不是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如果说有了一个弹性的政治体制，相辅相成的，相互救助的，就能把多元化容纳在里面。我并不认为多元主义必然会带来不稳定。
中华文明是一个不断地融合多元文化的文化体，因此不要太自卑。程序化只是一个规则，最重要的还是权力的来源，既然权力来源于人民，就要保障人民能够验证执政者的权力，否则，说多少话都没用。那么，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选举”，用四个字就是“选举”加“政党”，用六个字就是“选举”、“政党”加“制衡”，谈的无非就是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竞争以及权力的制衡，除此没有任何灵丹妙法，不可能有。
时代周报：你对知识分子群体中正在出现的一种传统文化转向，尤其是其中的新儒家群体有一种和政治联姻的趋向，怎么看？
吴稼祥：这种潮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确实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的营养，也有很多的成分我们应该去坚持的，没有任何的民族文化是可以割断的。毛泽东曾经把它割断，但后果非常差。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的“公天下”主张，也特别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叫得最响的某些人有别的想法，不排除某一些反对现代政治的法治化、民主化的人来借用作挡箭牌，这种可能也存在。
吴稼祥
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
摘录
“经济新政有三个抓手，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自贸区，还有一个是审批制。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只能先开个头，现在成不了气侯，就像下围棋在角上挂一个子，先下到这儿，逐渐地再下子，才能成气侯，但是，哪个子必须下，这就是博弈。”
“所有这些改革，都不能太急，越是重大的改革，越需要铺垫。我认为，就像当年邓小平吸取此前的历史教训一样，今天的领导人也在吸取教训。”
“我有一个比喻，城镇化是一只好鸟，但它必须有两只翅膀，一只是业态，一只是生态。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尽管政策引导很重要，但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演化结果，所以，要长远考虑，不能操之过急、一哄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