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铜陵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小岗村
时代周报：中国的改革始终不缺乏基层民众的自发探索，常常开拓出新的空间和余地，你最近很推崇安徽铜陵的一些探索，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性经验？
吴稼祥：铜陵市尤其值得关注。铜陵市是汪洋做过市长的地方（1988-1992年），当时铜陵还很落后，主要是思想落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1991年9月，铜陵市就开始解放思想大讨论，这对该市以后历届施政者都有示范作用。
因为思想不断解放，改革探索也比较全面而深刻，到目前为止，铜陵以“民本”为核心，或者说“割肉平权”的改革，在5个方面都有试验。比如：在改革土地出让体制方面，他们把土地财政变为土地民生，破解“棚户区”改造难题；在改革社会体制，他们实行社会自治和村民理事会，激活社会组织细胞自调节功能；在改革行政体制方面，铜陵把某些行政职能市场化，把政府包办一切，变为购买服务，让提供公共服务的特权，转变为平权，建设有限责任政府；在改革户籍制度方面，铜陵取消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和外来人口区别，在保障农民既有权益前提下，与市民同权；在改革选举体制方面，在铜官山区的18个社区，施行差额选举，在其中2个区，试行海推直选，效果很好。
时代周报：人们对于城镇化的担心，就是如宗庆后所说的“再造房子”，继续搞“土地财政”。铜陵能把土地财政变成土地民生？
吴稼祥：第一，铜陵不再把土地出让当作财政来源，比如，出让的土地从去年到今年都是很少的，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铜陵市的工业比较发达，一共有6家上市公司，虽然地方财政相对来说被中央拿走的比较多，地方剩下的钱也不是很够，但基本上能够维持；第二，铜陵市政府没有很强的掠夺欲望，至少通过过去这几年来看是如此。比如，要重新修一条公路，很多地方的做法是，先把农民的土地廉价征收了，然后承包给一个工程公司，受贿的受贿，分赃的分赃。但铜陵的做法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去修，路修完以后政府再把它买回来，这样的方式，既不会有任何的拆迁纠纷，也可以让当地的居民有收益；再比如“棚户区”改造，由于棚户区地段的土地没什么开发价值，当地政府采取与开发商合作的方式，以较低的价格给开发商一些相对来说不错的土地，但条件是要负责棚户区的改造工程，建房子让原棚户区的居民住进去。这样，政府不仅得不到土地上的收益，甚至还要进行财政补贴。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安徽小岗村是一个典范。今天的安徽铜陵，会不会成为改革开放新阶段的一个典范？
吴稼祥：有这个潜力，但还要看改革大势如何推展。
03 多元化才能实现稳定
时代周报：在你的新著《公天下》中，你指出社会既要有活力，也要有稳定，并把这个作为分析历史的一个基本框架。那从这个框架或者维度来讲的话，你怎么去分析和评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历程？
吴稼祥：中国社会规模大，对稳定的要求总是非常迫切。1978年以来的改革，最大的难度是在社会不失去稳定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活力，应该是这个改革的主导思想。当然，这主要是集中在经济方面，比如说，农村改革就是承包单干，恢复农民自己种地的自主权，城市的商业改革，那么就是企业主的经营自主权，工业改革，包括外贸，就是生产、投资与贸易的自主权。所有这一切凡是强调自主权和自治权的地方，个人的积极性释放的都是活力。活力在经济上就是效益。应当说，我们国家在1978年以来获得的成就不仅是当世无双，历史也无二。30多年来能相对顺畅地改革下来，应该说是各种要素的一种汇集。
效率的另一面是社会平等问题，有平等才有稳定。平等和效率相当于人的左脚和右脚，那么，1978年以来，我们主要迈的是右脚，左脚现在几乎没有迈，为什么没有迈呢？因为那条腿被一根绳子拴住了。这根绳子就是反对政改的绳子。
经济效率的释放主要靠市场体制，而市场不能自动释放公平，公平一定是政策实施的结果，政策实施要靠社会体制。如果说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政治体制不是一个制衡的体制，那么，市场释放活力或者提高效率的结果，就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的持续加剧，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危及市场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