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鉴别
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和工作台历。
工作日志是计划，写着接下来几天要做什么，完成了就打钩。工作台历是一本日历，“很像古代的起居录，很详细”。
工作台历一开始由周恩来自己写。他会在每一页上写上，这天的几点几分，干了些什么工作，一天不漏。后来，他工作繁忙，就由秘书来写。
根据材料鉴别的规范，史料价值最大的，当属周恩来的手稿。
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会议记录等。
但会议记录有时也需要鉴别。文革初期，周总理多次会见红卫兵，有的时候谈话临时进行，中央来不及派出记录员，只能后期收集红卫兵自己印发的记录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发生车祸，骗斗王光美。周总理在与七机部造反派的两派代表座谈时，批评了这一做法：“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文献研究室的档案中没有收录这一谈话，但安建设在七机部红卫兵1月7日到8日的记录稿里找到了。他核对了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证实确有这次接见，因此采用了这一记录。
第三，是报刊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
第四，才是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回忆录、访谈等。
在访谈中，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曾提供了一个档案里没有的情节。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是周晚年身边几乎片刻不离的工作人员。他保存着一个工作记录本，上面简要记录着每天发生的事情。他将记录本的原件给了文献研究室。后来，上交了中央档案馆。
高振普说，周恩来病危时，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推荐邓小平接任总理职务的信。当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边，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安建设听高振普说完，直觉他不可能是瞎编的。毫无疑问，这一材料非常重大。但是，档案里遍寻不着。同时，高振普对信的具体内容和书写时间都不太记得，旁证的找寻工作也很困难。
“毛主席收到信了没有？有什么态度？有没有批示或者回信？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写到书中，读者也会产生一样的疑问。”因此，这一情节最终未被采用。
后来，此事被高振普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被高文谦收入了他所著的《晚年周恩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