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
蹲档案室
接下来的三年中，41岁的廖心文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收藏的领导人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复印给他们，包括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按照不同的领导人，分别归类。
不过，中央档案馆也有许多材料没有给他们复印件，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
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次为写《刘少奇传》，工作人员去中央档案馆看会议记录，档案馆只提供刘少奇本人在会上的发言，不让看整个记录。金冲及只好自己去，因他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档案馆才同意让他看，但只能在档案馆阅读、摘抄，不可外带或复印。因此，金冲及在西山脚下的中央档案馆住下摘抄。这些记录非常详细，包括每个人的发言，甚至临时插话、表情。
即便如此，文献研究室的资料，已经浩如烟海。这里的档案也属于机密档案，不可带出档案室，也不可复印，因此需一边查看，一边摘抄。
在廖心文的办公室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见到了这样的小卡片。这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书摘卡，有时正反两面都抄满。廖心文通常用黑笔抄下某一段材料，某些句子特意用红笔标注出。
退休前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廖心文，是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一直牢记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
一到下午5点，档案室关门，廖心文通常在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1993年初，高文谦赴美国探亲，再也未归，并且带走了他写的周传文革部分的初稿。
当时，周组除承担周传编写工作外，还编撰《周恩来年谱》，廖心文和熊华源都同时参加这两个项目。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成员、当年38岁的安建设，原本负责《周恩来年谱》的文革部分，高文谦离开后，由他接替来写周传文革部分。
他们并不仅仅看周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也是必须看的。安建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周恩来的工作批示非常细致，以文革期间而言，周恩来的档案数量至少比毛泽东的多10倍。
几年下来，为了写周传和年谱，廖心文积累了万余张卡片。安建设粗粗估计，自己看了周恩来的档案数万件，整理了两三千张卡片，而后来写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金冲及同样是用80%的时间看档案，20%的时间写作。由于过去的工作条件，他没有做卡片的习惯，但看过的一般能记住，要用时立刻能想起来。
对他来说，看档案的过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脑海中的问题的过程。“有时，最初有一个想法，越看档案越充实和深化。也有时，看到后来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体上看完了，怎么写心里也就有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