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求学，在辞职官员中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原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关成华的辞职可谓“一波三折”，他现在北京团市委书记任上就提出了要辞职深造的请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派到昌平区担任任区长，直到2010年，在他42岁之时，才在昌平区委书记的任上“如愿以偿”，获准辞职奔赴哈佛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也有不少体制出走者选择了投身媒体行业，媒体人朱学东在转身之前，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期刊管理司从事过报纸管理工作，曾多次参与报纸、期刊管理有关文件的起草及修订工作，可谓深谙媒体运营之道。知名记者褚朝新在投身媒体行业前，就曾在湖北省教育厅就职。
利用专业知识，从事相关行业也是不少官员辞职后的重要选项。知名律师陈有西担任过前浙江省政法委书记袁芳烈的秘书，后来担任浙江省高院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的职位。
陈有西决定放弃奋斗10余年的“乌纱帽”的那一年，40岁，本是他立志要做到厅级干部的大限。
“我家里的存款只有2000元，没有钱、没有学术职称，唯一的‘技术’就是法律，但还没有考律师资格证。人生一下子归零了，比考大学之前还惨。”陈有西说自己几经折腾，一直到1999年，才终于拿到了律师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律师。他通过李庄案、夏俊峰案等“天下闻名”。
本刊之前报道过的，四川古蔺县石宝镇前副镇长赵光华在辞职后，也选择了做律师，他向记者坦承：“几年下来，还是觉得干律师这职业适合我。”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人离开体制，是为了修身养性，完成自我爱好或自我升华。如担任成都画院副院长多年并取得较大艺术成就的周春芽辞去公职，为的是“力图安心创作；收藏家樊建川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辞职是为了去搞自己最大的爱好——收藏。
体制外的推动力量
如今，早有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社会，百舸争流，体制内本就不应该是精英的唯一出路。换句话说，体制也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才，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人才溢出”的现象。这些“溢出”的人才，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中，是一股重大的推动力量。
1988年，大连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因负债149万元濒临破产，区政府希望有能人拯救这个“烂摊子”。除了时任西岗区办公室主任的王健林，当时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王健林的勇气，给后继者莫大的勇气。
中国企业家论坛秘书长张洪涛强调，在小平南巡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了，不仅仅是体制内的官员要离开，包括一些学生，他们的第一选择变了，他们认为当企业家创造财富是第一选择，有的认为干自己爱好是第一选择。这样整个社会就会转变为创造财富，自己做贡献，而不是仅仅走仕途的道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意义，它影响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