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在政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然而，任何时候，最终成功的总是少数人。曾有“湖北首富”之称的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之前曾在湖北省委任职，但“自立门户”后却没能熬过2008年金融危机，他旗下的东星航空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航空公司，兰世立也被法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在这些体制出走者中，在年龄、地域和行业构成上有一定的特点，30~45岁左右的居多，这正是人精力较为旺盛的一个时期；沿海地区居多，如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在经济部门待过的居多，因为这些离开体制者，绝大部分的选择都是商界。
他们去哪儿？
有人认为，体制出走者多为抑郁不得志者，但《廉政瞭望》记者梳理自198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辞官者履历，发现其中除了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也不乏体制中的佼佼者。
然而，出去后，究竟干什么？下海、做律师、搞媒体一直都是“主流”选择，这些可谓当时的新兴、前沿领域，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时代风尚的引领者，还包括了近年来增加的做公益这个新选项。
此次辞官的孙雷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有段“千里走单骑”的轶事。孙雷在担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时，因同事签证延误，曾独自一人赴美，带着200多斤资料在美举办招商大会，其间布置展板、会务、主持、宣讲，全部独立完成。如此“单刀赴会”之举成为广州市招商引资的一段佳话。
像孙雷这样懂经济、懂营销的官员，“转身”后担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选择了辞官者最“喜闻乐见”的一条道路——下海经商。
原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徐进，曾创造了“副省级城市最年轻发改委主任”纪录。而在2010年，44岁的他再次创造了“武汉最高级别官员下海经商”的新纪录，投奔中钢集团。
除了经商，不少辞官者往往会投身公益，“看起来比较符合过去的身份，即使是利用过去影响力，也属于正能量”，一名辞官后的受访者这样对记者表示。
原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就是直接辞官，投身慈善事业的。变身后，王振耀得出一个体会——当“院长”比当“司长”还要复杂、综合得多，还好，之前的从政经历是做公益事业的一个宝库，“要注意发掘，这个宝库要能开发得当，可以说会带来巨大的公益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