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资料图）
“到北大后，我对法治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明白，原来在公安厅和高级法院时所学的法学理论是肤浅的。公权力也有可能侵害民权、侵害规则。宪法和行政法才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陈有西说。
北大归来后，陈有西写了篇文章《法治本体论》，阐明法治的优越性。他对现实政治秩序和个人际遇的反思，也在这个时期出现。
“（北大法学院）很多学生首先选择出国，其次到企业做高管，第三做律师，第四才选择做法官。我开始觉得，人生不是只有做官一条路，做事并不一定要在体制内。”
1995年，升迁无望的陈有西，在40岁这年辞去公职，进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他和体制的关系，日渐疏离。
做这个决定前，陈有西在副处级的官职上，已停滞8年。
2013年9月25日晚，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的陈有西，用左思的《咏史》形容当时自己的处境——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经寸姿，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那时候，我知道自己不过是涧底松，没有机会到山顶。”陈有西说。
“清廉的人，会很痛苦。”
有的人握有从政时的资源，辞职后下海去了。我那时脑袋里只有法律。
陈有西说，妻子对他的辞职，未有异议。但陈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却是不争的事实。
儿子想读杭州市重点小学，要4000块钱。没钱的陈有西通过杭州市教育局长找到校长，交了2400元后，儿子得以入学。
“我那时候没钱，很多人不相信。我在高院工作，不收钱，也不和他们一起吃喝，很容易就被边缘化了。但我不否定体制内也有很清廉的人。清廉的人，会很痛苦。”
同僚吃请的时候，陈有西把时间花在法律研习上。这为他日后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辞职后，陈有西称，自己当时唯一的选择，只有搞法律。“有的人握有从政时的资源，辞职后下海去了。我那时脑袋里只有法律。”
出来的第一年，陈有西赚了8万块钱，当时高院不少同僚的工资，不过几百元。很快，开着小汽车回高院办事的陈有西，觉得自己很风光。
除了陈有西，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浙江政界还有“出走者”。
在陈有西之前，同为杭州大学毕业的宋卫平从舟山党校辞职了。1995年初，宋卫平的绿城集团成立。随后，绿城成为知名房地产开发商。
与陈有西同期离开体制的原省委书记秘书，进入杭州房地产市场淘金后，也收益日增。
陈有西开始疑惑：“体制内出来的人，都活蹦乱跳的。那为什么在体制内，这群77、78级的精英就没有获得上升通道呢？”
离开高院4年后，1999年，陈有西离开社科院，正式成为一名执业律师。执业第二年，因为内耗，陈有西退出了自己当时任合伙人的海浩律师事务所。
2000年，陈有西成立了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京衡，取“京华照物，衡平天理”之意。
“李庄案”之前，陈有西的舞台主要在长三角。
那时，他更多做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和并购、建筑房地产、国际贸易、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代理。刑辩业务只占1/3，但也都是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大案。
这些刑案中，相当比重是职务犯罪。
“我办这些案子有个体会，一些地方官场的坏风气，不但让人实现不了抱负，还会变坏。”陈有西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地级市，因为受贿10万元以上的科级干部太多，相关机构只好“法不责众”，一个都没抓。
这个例子的信源，陈有西不愿多谈。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对腐败的批评与反思上。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体制外的健康力量”。
“我有士大夫情结，信守做官不要钱，要钱不做官的为官之道。虽然不吃体制这碗饭了，但我对时局葆有关注。哪一天有合适的机缘，我愿意重新回到官场。但前提是，不做奴才。”
这和前媒体人杨海鹏对陈有西的评价接近。杨海鹏认为，陈有西“身在朝野，心在汉阙”。
有士大夫情节的陈有西被同行质疑对公权力态度暧昧。但夏俊峰案的免费代理，改变了一些同行的印象。和同行们褒贬不一相比，他的当事人家属对他评价趋于正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