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父亲已不在人世，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撰文回顾那段历史时说：“那时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义军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统帅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是在红二方面军总部，关向应、甘泗淇等同志当时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的相处，贺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值得大家学习。”
习仲勋上述有段时间同我父亲贺龙“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是指1947年7月到1949年10月我父亲离开西北挥兵进军大西南那段日子。在这之前，他用了12年，从陕北的一个群众领袖成长为党和军队领袖集团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他担任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兵团政委，协助比自己年长15岁的彭总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至此，扭转了整个西北的战局，开始转入内线反攻。1947年7月21日至23日，鉴于战争形势突飞猛进，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我父亲贺龙统帅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我父亲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央做此决定，说穿了，是此后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我父亲贺龙统管后方，这样前方与后方便达成纵深一体化了。前提是，我父亲必须把他从湘鄂西带来的部队交给彭德怀指挥，由战场指挥官改为粮草官；习仲勋也要撤出战场，回到后方与我父亲同甘共苦。但在党的决议面前，我父亲和习仲勋都毫无怨言，毅然赴命，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在以后的三年头两年多时间里，我父亲和习仲勋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从边区向四周蔓延的战争，就像一棵大树，把无数条根须伸向后方：抬担架，救伤员，修筑工事，筹措粮草，运输各种军需物资，肃清奸细，动员参军，接受和改造俘虏……哪方面都不能耽误。前线和中央机关向后方要人，要粮食，要子弹，一个命令下来，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就要送到。但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我父亲和习仲勋运用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迅速组织了两万名游击队和十万民兵，像天罗地网般撒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拔敌据点，伏敌车队，夺敌给养，缉查敌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边区遭受连年大旱，农业歉收，财政经济困难，动员群众发展生产也不能延误，可青壮年都上前线了，劳动力奇缺，那就精兵简政，紧缩开支，把从机关和学校挤出来的人员全部调来种地。特别是为前方筹集粮草，输送军事物资，雷打不动，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六万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两万人，每月需要粮食一万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父亲和习仲勋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催粮、运粮。
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精力投向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因为新年就将到来，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群众的命根子、战争的命脉，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种秋收将受到影响，而且任由“左”的风潮蔓向全国，势必让后方大乱，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正好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这里领导革命，熟悉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早在中央小河会议期间，他就注意到了边区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乱斗乱打的错误做法，指出此种偏向必须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