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春新是孙武康本科班级的辅导员：“孙武康的专业考试成绩一直在班里排前三名，他也因此被推荐免试读研。他四年里一直背着一只灰色的斜挎包，穿着很简朴。”同事王本荣说，“这个人啊，麻将不会打，不抽烟，喝酒也就一瓶啤酒。平时特别节俭，从来没见他买过名牌衣服。虽然家里条件不算好，但他对朋友很大方，一起吃饭经常抢着买单。”
孙武康的QQ名叫“上进boy”。他在个人说明一栏里写着：“既然决定去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完，做好。这个世界只承认成功者，而要成功，就要奋斗。”他的人生轨迹也是如此，靠着个人的刻苦，一步一步前进。出生于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上金壁村的孙武康是全村人的骄傲，他是村里第一个研究生。为了当教师有一副好身体，他每天6点起床跑步，每年参加校运动会的1万米赛跑；为了感受教师上课的气场，他求学时每节课都坐在课堂的第一排；为了当好班主任，他第一次带班的时候给各位师友轮番打电话，求教班级管理的经验。
“这事出来后，网上有些人怀疑孙武康对待学生太严厉了，刺激了青春期孩子的逆反心理。这话太伤人了，也不可能。这样一个幽默的人绝不是一些网友想象的那样刻板教条、激起学生怨念的闷葫芦。”孙武康的师友告诉本刊记者。多位教师告诉本刊记者，孙武康对学生的沟通很讲究方式方法，从来没有打骂。“他确实很负责，常到班级门口转，但这会让那些不爱学习的学生反感吧。”
作为“江西省优秀重点中学”的临川二中以其“管理严，教风良，学风好，校风优，质量高”闻名省内外。临川二中位于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不远处就是临川一中。近年高考，江西省有几乎一半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来自这两所学校，出自这里的全省文、理状元也屡见不鲜。因此，整个江西省，包括南昌市的家长们慕名把孩子送来，交上万元的择校费，在周边租房子陪读。临川，又被称为江西的“高考基地”。
抚州市教育局调研员胡雨龙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全国有大约1000个县的教育系统工作人员来临川考察过，常提出这样的疑问，说你们的硬件条件也没我们好，师资也没有比我们强多少，为什么那么多学生考上名牌大学？
“我是这么回答的，原因很多，涉及历史传承、政府重视、社会支持、学校与家庭努力等方方面面，但是，如果要高度概括，就是一个字——‘逼’，古有‘逼上梁山’，今有‘逼上北大清华’。就是通过校际之间、班级之间、学生之间近距离的竞争，把人的潜能激发到极致。这种模式不是江西抚州的特产，湖北黄冈、山东曲阜、河北衡水等地莫不如此。优质学校本身就是稀缺资源，学习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在我们国家应试教育体制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这就是‘华山一条路’。而且，抚州这种‘苦读苦教’的教育文化是当地教育资源决定的，整个江西省，211学校只有一所，江西的经济文化水平在全国来看也是相对落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江西的孩子不读书，怎么闯出来？以后怎么跟北京、上海的孩子比？所以，江西省各地的家长慕名把孩子送到临川来读书，希望能提高孩子的成绩，这个大背景是要必须看到的，当然不排除一些家长的期望值过高，也给孩子造成了过大压力。”胡雨龙说。
临川二中现有新、旧两个校区，新校区大约80%的建设经费来自外地学生的择校费。根据学生中考成绩的差异，择校费分为几档：6000多元、8000多元、1万多元，2.4万元封顶。该校现有初、高中6个年级，174个教学班，平均每个班级约有70人，人多的班达到90人左右。其中，高三年级有37个班，如果再加上挂靠在该校名下的高考复读班，总计有51个毕业班。
临川二中以优质生源为主，学生本身的学习习惯就好，对于所谓的“苦读苦教”并没有不适应。“对于交了择校费的学生，只要他们愿意学，接受这套教育体系，我们有信心大幅度提升他们的成绩。”陈伯荣说。根据临川二中夏季作息时间表，5点55分起床，21点50分第三节晚自修下课，每日三餐从开饭到上课预备铃分别有45、150、65分钟的休息时间。临川二中总体的二本院校录取率在60%以上，考不上二本的就属于比较差的学生。
该校的老师们告诉本刊记者，事发后，大家夜里很难睡着，虽然上课难以打起精神，但在课堂上只能表现出坚强，来安慰那些受到惊吓的孩子们。在QQ群里，大家反复讨论着这件事，从最初对雷向捷的愤慨，为孙武康而伤心，到之后对教学方式的探讨。像雷向捷这样的“双差生”，大概占一个年级的5%，按照一个年级2500人的基数计算，这样的学生也不算少。但“双差生”不可能被轻易开除，这个过程需要层层申报。因此，雷向捷在这样的“超级学校”里度日如年，家长怀揣着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愿，老师期望着通过长期谈心感化他，但雷向捷想得到的其实只是退出的许可。当性格偏激的学生，陷入他所厌恶的环境中不能逃离，对象不明的怨恨愈积愈深，直至一次导火索的出现。哪怕面对的是一名完美的教师，作为极端个案的悲剧仍然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陈伯荣老师在《教育之殇国之痛——沉痛悼念孙武康老师》一文中这样写道：“此次事件中，受害最深的不仅是死者及其家人，还有学校和活着的老师，而最需要抚慰的恰恰是他们。老师的职业，已然成为高风险的职业。”
（应要求，文中部分被采访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