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位刚开始创业的企二代则对时代周报记者抱怨，“有时，和政府官员交流就像是猜谜，他不会把话说死，也不会说满。一句话的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放在一件事里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在周德文看来，与政府打交道在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事业，年轻一辈可能仍要顾全大局。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迁就落后的制度，而是根据中国的体制、国情和环境，适当做一些调整。
“企二代还是要学会一些关系学的内容，毕竟，中国至今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而在上述《报告》中，根据陶涛的观察，目前，富二代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大多有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对一些潜规则熟门熟路，而这一方面是富一代的言传身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风气使然。
比如，有一次在走访时，遇到一位富商请一些官员吃饭，陶涛也受邀出席。酒桌上，富二代首先主动代表父亲挨个敬酒，因为他知道，将来接手企业后，这些人都用得着。而这就是关系学的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