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土地的背后，往往交织着各种权力的拉动和平衡，权力干涉与渗透很多。”海南省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孝民分析说，在大部分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中，项目、土地等是最为关键和显示政绩的事项，而现行土地管理法规中，对土地征用的条件、征用租用土地的价格、土地补偿费的标准等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处理具体的土地事务中，一些经济开发区对土地有很大的出让权、定价权，有关的决策人员、经办人员拥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
中国法学会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理事会理事、高级检察官饶力明认为，一方面，开发区党政官员的级别要高于其他行政区域，有的开发区享受的经济审批权限甚至与所在城市是平级；另一方面，开发区普遍机构精简，办事高效，讲究特事特办，有时甚至会“倒着办”。
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规矩被打破，新的规矩又建立不起来，极易发生腐败现象。特别是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开发较多、建设规模较大、生产要素流动比较快，而相关的配套管理措施跟不上，土地、建设工程领域容易成为腐败的高发领域，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预防腐败方面难以发挥作用。
适度分解权力，健全制约监督机制
开发区一般不是建在人群熙攘、耳目众多之处，而处于城市周边相对隔离的环境，极易自成一体，形成“独立王国”。当前开发区腐败犯罪手段隐蔽，给监督带来难度。
对开发区而言，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监督体制更需要进一步完善。尽管开发区的经济总量、建设规划早已超越了大部分的县市区，但普遍没有人大、政协一类的监督机构，管理部门只需要向上级党委和政府负责。
而且，开发区实行的是党政合一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工作而忽略党的建设，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加上当前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的体制，党内监督较难落到实处。
饶力明认为，发案的园区普遍存在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执行不力的情况。园区的土地出让、税费优惠、征拆补偿等重大事项本应集体决策，但有些园区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个别事项虽然经过了会议决策，也只是走走过场。园区作为特殊的机构，政府给予了一些特殊的权力，与政府其他监督部门交往甚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督的效果。如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纪工委职能不到位等。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饶力明认为，要依法限制经济开发区干部的权力，尤其是要限制一些所谓“高配”的一把手权限，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检察体系，强化对开发区一把手的权力约束与制衡。
他建议，预防开发区腐败，尤其要强化制度建设，健全区务公开制度，适度分解权力，使职务犯罪不能为。在重大事项上实行立项与决策分离，对一些权力比较集中的土地出让、征地拆迁、工程承包等关键业务环节和高风险岗位，按照“事权分离、权力分解、相互制约、规范程序、公开透明”的原则，实行有效管理和监控。同时，对开发区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把手，要综合利用权力机关监督、党内监督、行政监察与审计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种手段，建立廉政园区。(记者 陈文广 傅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