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薄熙来在侦查过程中曾经作出有罪供述，其庭审过程中的翻供行为让很多人误以为其庭前供述亦随之失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庭前供述与庭审过程中的辩解均属证据之一，只要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取得，经查证属实均可作为定案依据。翻供并不具有推翻此前供述的效力，翻供之后的陈述，也仅仅是诸多证据之一，其真实可靠性有待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评价。因此，本案显然并非如薄所言仅有“外围证据”，其本人在侦查过程中所作的有罪供述便是典型的直接证据。
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确实、充分的第二个条件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其中所谓“法定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有关法庭调查阶段的各项程序规则。法庭调查诸规则之核心精神在于确保被告人能够对各个证据展开实质有效的质证。未经法庭调查程序检验的证据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
从媒体公布的法庭审判实录来看，本次庭审过程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各项规定，多名证人亲自出庭作证，被告人获得了充分有效的质证机会。整个举证质证过程严谨有效，堪称法庭审判的典范。即使被告人本人在最后陈述中亦承认:“这次审判历时五天，让控辩双方都有机会充分发表意见，表明了中央搞清事实、追求公正的决心。”“对于绝大多数办案人员，我认为是有素质的，办案是文明的，我在此予以肯定。”可见，本案在证据调查程序方面并无瑕疵，符合法定要求。
本案是否已经“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法要求的定案标准第三个条件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是一个实质性的判断，在不同案件中情形各不相同。
被告人在庭审中就受贿罪成立所提出的质疑，主要有两个方面引起较大争议。其一，他认为本案指控证据中缺少直接证据。这一质疑根据前述显然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
其二，被告人对于多名证人证言的可采性提出质疑。如他认为，“薄谷开来是精神病，其证言不可信”、“唐肖林就是为了立功，骗子的证言不能信”等。那么这一质疑可否成立呢?
根据《解释》第109条:“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表达能力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有利被告人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该条规定在理论上被称为证据补强规则，即某些特定证据单独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必须有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力进行补充、强化，方可认定案件事实。
在本案中，证人薄谷开来精神上存在一定障碍，唐肖林等与案件可能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但是并不必然丧失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关键要看其证言是否有足够证据予以印证。从庭审反映的情况来看，除上述证言外，控方还提供了大量证言以及实物证据予以佐证，且上述证言亦在法庭调查阶段经过了充分质证，经查证属实之后自然可以认定相应的案件事实。因此，单纯地以证人精神缺陷或利害关系为由也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合理怀疑”。
总之，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法进行，笔者相信，法庭最终将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