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心里的忏悔
从50岁之后，王冀豫突然觉得不安，这不安没有由头，几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经老了，一只眼睛能用，另一只眼睛瞎了，这一生他当过兵，坐过监狱，开过马场，当年一起打人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的死了，只剩下他。
他开始吃不好，睡不着，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想起张宏，“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开始琢磨他。
那之后的46年里，他一直记得张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责，有时是不安，现在人老了，想起张宏，心态是另一样。46年了，他把张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说话，“我也不比你好哪儿去，我为你这事儿扔出一个眼睛，我也60了，到那边咱俩都一样。”
这不安是对张宏，也对张宏的家人。当年他入狱，10个月之后出来，监狱长告诉他“张宏父母保你出来的，他们说这是武斗，你也是一时失手。”
但这对父母不愿见王冀豫，40多年来，也从未向儿女提起，张宏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两人对王冀豫一无所知。
忏悔的念头有过，但说出来，对王冀豫来说还是个大事。
他开始算命了，这之前他从来不。一只手伸出来，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过大恶”“没有”“你打死过人?”“没有”“记住，一辈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觉又来了，46年前他感受过一次，而这次不一样，他不会再进监狱，可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觉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觉得”，父亲葬礼上他意外地哭出来，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远没有之前以为的那么坚强。
是当年一起插队的吴琰找到他。“黑子”，她叫他的小名，“朋友们要出一本书，让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过的那些坏事，做个忏悔。”
这想法一下子击中他，“没问题!”他一口答应，“但你要催着我，我这人不会写东西。”
那是2007年，两年下来，她打过几次电话，有时王冀豫说忙，有时含含糊糊，事情就这么耽搁着，她突然觉得不对，“是不是他顾虑什么?”
王冀豫没有顾虑，但家人不许，“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说了会惹来麻烦，毕竟是一条人命!”
吴琰激他，“说了写不写，你这也是爷们儿干的事儿?你不是说你一人做事一人当?”
“写就写!”一种羞愤让王冀豫当场答应。一个晚上，他拧开台灯，坐在桌前，铺好纸，拿起笔，意外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他老了，第一次面对自己的良心，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
文章写完，发表，几个月后，一个律师来到他的办公室，“认识这个人吗?”
一张一寸照，一张户口本内页，一张死亡后的照片，三样东西摆在王冀豫面前，他一下子想起张宏，非常具体：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他本以为46年，他可以，也已经忘了。
律师告诉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来的，王冀豫说让我见见他。
张宏的侄子已经三十岁了，张宏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侄子是替父亲来的。他告诉王冀豫两件事：第一，你可以忏悔，但永远不要提张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认账，我们佩服你，但永远不会原谅你。
王冀豫说他不要求原谅，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个道歉就完了?太轻了。”
“道歉之所以难，在于有否定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王克明说，离开余家沟15年，他经常回去，却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对谷志有。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说“对不起”，谷志有笑了：“嗨，运动嘛!你那会儿娃娃家，懂个甚?”
卢晓蓉、吴琰、丁珊、王冀豫、张华、李斌、陆晓娅……32个人，对当年的过错和作恶一一作了忏悔，关于出卖，关于沉默，也关于人性。
而这些忏悔当中，真正与人命有关的只有王冀豫与杨里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恶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现在也是。”吴琰说起王冀豫觉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文革的死难者，她遍访民间，搜集名单，而杀人者往往一口否认，并从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逻辑。
王友琴在芝加哥讲学时，看到美国的中学生模拟文革，他们戴上红袖标，拿起鞭子，模拟现场，让每一个人喊口号甚至动手：“我觉得这个教育很好，它让你亲自感受，你在那样一个现场是什么状态，会做什么，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样的。”
而在中国，关于文革的反思仍然艰难。
2013年，张红兵公开忏悔，文革时他举报母亲“反革命”，致使母亲被枪决。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认!”王冀豫尊重，但也后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亲是反革命，我会不会举报?我想我大概会的。”
“我没有做更大的恶，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一种更大的不安：“不是因为你不会，只是因为你运气更好。”
吴琰也跟朋友谈起过说出忏悔，10个人当中，6个人拒绝了，吴琰没有再强求，“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强迫，忏悔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们的抗拒。
亲身走过，她知道选择作恶那一刻，人的无奈、软弱和被动：“人性本来不恶，但在那样一个广场里，所有人的生存恐惧都被调动起来，你不举报，就有人举报你，在施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选择一个，很多人就这样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们忏悔》书稿出来，厚厚一摞，“我们只说自己，”宋小明说，“那都不是违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