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5日中午，一个朋友找到王冀豫，“李红星被四三派捅了3刀，流血过多，晕倒了!”李红星是自己人，“四三派”是死对头。
“跟他们拼!”王冀豫拎了一根棍子出门，一起出门的还有二十几个红卫兵，他们十五六岁，棍子、木棒、大镐人手一件。
天很低，一切显得浑浊，混战中一个“四三派”男孩抡起一块砖，劈头拍向王冀豫，王冀豫左手一拦，砖落下，不偏不倚正中左手关节，一阵剧痛下他恼羞成怒，“我打死你!”
他蹿起身子，腾空跳起一米多高，举起棍子头上一抡。“呼啦”一阵风声，所有人都怔住了。
男孩却不敏感，他穿着蓝工服，“踏”“踏”“踏”地跑。棍子打在后脑，男孩像一个肉袋子似的飞出去，弹在土坡上又滚下来，又一棍子，打在前额，“你跑不了了!”王冀豫大叫，一种快感让他大笑出声。
血流出来，棍子红了，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只出不进，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王冀豫一阵眩晕，他杀人了。
一个半月后王冀豫入狱。几个窝头一碗菜汤，看不到一个油星儿，可他不掉头发了。反而逃亡的一个多月里他坐立不安，一直躲，又一直等，怕报应，更怕没报应。
入狱的10个月里，他想不通一件事儿：一切都按主席说的来，主席说革命他就革命，主席说武斗他就武斗，一切都没错，却把人给弄死了。
思前想后，有一点很肯定：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定是下面的人弄错了，没理解主席的意思。
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告诉自己。1966年4月，他在清华看到红卫兵斗王光美，她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穿着旗袍，脸上涂着红二团，红墨水抹了一嘴，“恶心极了”，他不忍心看下去，“我要是她我就自杀。”
他揪住旁边几个小喽揍了一顿，“你们把主席的意思扭曲了。”
另一次是1966年11月。“你爸完蛋了，打成走资派了!”路上有人告诉他，回到家，他没见到父亲，只知道他去喂猪，母亲去干校干活儿。“这运动里有坏人”，他想，“主席不会这样干。”
“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回家的路上，满大街都这样喊，“我当时喊不出口，觉得有点儿肉麻”。
两年之后他没有障碍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看看这个语感，这个节奏，这个递进关系，这是学问!”
毛主席语录里许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时宋小明16岁，不上学，不上课，自由又无聊的日子里，只有打人才给他快感。有时一个卡车过来，拉上三四十个红卫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车上，无上光荣。
他眼看红卫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爷的宅子，出来时一人手上一块劳力士。还有他的老师崔显堂，一个总戴着玳瑁眼镜的老先生，他集邮，西化教育，冬天打网球，裤衩都是亚麻的。
抄家那天，红卫兵用钢丝把老人绑在床上，龙票踩了一地，这东西老人的儿子都没摸过，老师气得连着床一起站起来。
武器有很多种，一种叫“管叉子”：一根钢管儿用机床斜着切开，头儿是尖的，切面崭新，捅起人来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树，把车胎绑在“丫”字树枝上，裹上石头当弹弓。
手法也有讲究，砍额头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侧，不捅内侧，因为“外侧是静脉，内侧是动脉”，进了监狱不能招供，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过刑，弯下身子，双手够到脚趾，一站12个小时，身上一丝不挂，站着站着看不见脚，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可他觉得光荣。蹲水牢，半夜提审，他什么都没招，出狱后照干不误，为送哥们儿件军大衣，他拎把刀子硬从别人身上抢下一件。
“这是一个江湖”，宋小明回忆说，16岁的他看来，打人是一件正义而了不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