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方案的内容写什么？我曾假设了四种情景：第一种情景，回避垄断行业改革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例如“价财税金联动”改革方案）；第二种情景，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第三种情景，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五环”改革方案；第四种情景，全方位的、系统的“五环”改革方案。
按照目前中国改革的情况和未来10~15年任务，我的意见是，第一种情景内容过窄，第二种情景虽有进步，但仍然局限在经济领域，内容单一，似不足取；第四种情景虽然带有全面性和系统性，但当前客观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施行有一点难度。我建议可以考虑实施第三种，即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五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方案，其中尤以经济、社会、政治为主体，文化、生态贯穿其中。具体意见如下：
（一）经济改革：围绕“公正性的深度市场化”改革，突出5个
重点：
1、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从十五大提出“打破行业垄断”，到十六大“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到十七大“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几次报告都讲垄断行业改革，但阅读了十八大报告后，发现并没有此项内容，令我困惑不解。除政治和利益关系另需研究外，从学者自身角度反思，这是否与我们没有阐述清楚有关？
这里，我依自己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研究，提出“结构性破垄”方略，即对中国垄断的三大类、六种情况区别对待，“三不破、三破”：
（1）对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可暂时不破垄（但要实行一定范围的“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competitionforthemarket）”）；而对过时的、假冒的所谓“自然垄断”和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要坚决破垄。
（2）对法令性的垄断（如烟草），可不破垄；但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存在不少），要坚决破垄。
（3）对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不应破垄，还应进一步加强，以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厂商串谋、寡头垄断）等，应坚决破垄。在此，要消除社会上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将“产业集中”等同于“垄断”的误区，化解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由而排斥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心结”。
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锁定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这里我提出两点：其一，建议改换“赋予农民权利”的提法，这种提法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色彩，“农民的权利”是“天赋”的，建议采用“承认”、“尊重”、“保障”的提法。其二，不要武断地排斥农民的土地抵押权，而应根据新情况修改《物权法》，予以确认。
3、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这是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将市场体系建设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面。注意，这里不仅包括资源本身，而且包括基于资源的产品，故“性”字不可少。
4、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改革分税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环境税等，以及改革资源税等。
5、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打破大银行垄断，推进私人及草根金融发展；同时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注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两个抓手：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强化SHIBOR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二）社会改革：围绕“社会共生”和社会组织创新，5个重点：（1）收入分配改革；（2）户籍制度改革；（3）事业单位改革；（4.）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建；（5）社会组织改革(如各种社团组织，重点是“去行政化”、实行登记制、取消主管部门、经费自筹等)。
（三）政治改革，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突出4个重点：（1）政府自身体制改革（可从改革审批制度切入）；（2）官员及亲属的财产公开制度和子女留学返国制度；（3）以独立公正为旗帜的司法体制改革；（4）有关党内民主化改革等。
文化和生态领域，不一一列举。
讲新话：多少有超越
改革方案的价值和贡献在于说新话，说些过去没有说过的实事求是的新话。
这里，历史的经验值得今天借鉴。29年前即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订第一个改革决定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发生过什么？我在《史料版1984莫干山会议》中曾写道：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这涉及到改革方案的基本方向问题。当时曾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一位部门负责人给有关部门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主管意识形态部门负责人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重大问题。
据张卓元先生主持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记载，“这一文件的起草于1984年6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最后按“商品经济”思路统领改革决定。通过后，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会被看作‘异端’”。
29年后的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写哪些新话？写哪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写哪些“过去……会被看作‘异端’”的东西？胡耀邦同志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值得学习。这关系到改革战略的科学性问题。
至于这次写哪些新话，大家可以讨论。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比如，总论部份是否可以写“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导向”（或简称“公民本位论”）？经济领域是否可以写“结构性破垄”或“两平一同”“混合所有制经济”？政治领域是否可以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和“建立最大政治公约数体制”？社会领域是否写“社会共生”和“公平正义制度”？文化领域是否可以写“文明交融”？生态领域是否可以写“资源环境产权”？更大范围是否可以写“包容性体制创新”？等等。
而要说新话，必须要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一样，现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心中“凡是”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