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各个公司的洗手间，都有两种拖鞋，洗手池处是一种，进入里面卫生间是另一种。若是你搞混了两种拖鞋，随便穿着进出，会很受鄙视。在日本甚至发生过警察追捕小偷时，因为要遵守入室的规矩，脱下鞋后才进屋，结果耽误了时间让小偷跑掉的事情。还发生过一位老教授晚上在家里突发心脏病，太太因为担心救护车的声音会干扰邻居休息而没有求救，使老人就此撒手尘寰。中国人会觉得这些事太荒唐，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值得的，理由是：不能让社会没了规矩。
与中国经常在某个时间点搞大规模运动，比如“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不同，日本政府对国民的公德培养都融化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里。我采访千叶县的一个农户时，他说到他们会定期去东京的一些小学和小朋友一起收集学校食堂垃圾。让小朋友和他们一起将这些垃圾制作成蔬菜的粪肥。在堆肥的过程中，小朋友不仅学会了农业技能，还深刻培养了他们不浪费食物的意识。东京地铁里有一些海报，向人们提示“向人微笑以示谢意”、“站直身子保持眼神接触”等。这种公德熏陶是潜移默化的，融入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里。
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当选民众“最受敬仰之人物”的，是企业家张謇。今天的企业家王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企业家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度。他们都不仅仅是企业家，从创业之初就自认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他们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王石问：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一个社会最终能否良性发展，一个重要的力量，在于精英阶层的引导和身体力行。而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家精英们既充当了财富领袖，还进一步担当着意见领袖。
已经成为公知的企业家们最近正处在争议漩涡之中，究竟是“在商言商不谈政治”，还是站在时代最前沿，身体力行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进步？一场“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争论，将柳传志、马云、王石、王功权、冯仑、王瑛等意见领袖类企业家相继卷入。
媒体人陈季冰近日撰文表示：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的西方同行所表现出来的乐善好施、热衷环保、尊重女性等等“社会责任”都是第二位的，真正的当务之急，是要用自己的商业实践去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尽早落实。“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你是选择用行贿和其他各种暗箱操作的手段从审批官员那里获取独家垄断经营权，还是选择用法律武器公开透明地维护自己平等合理的经商权？这一点比你捐不捐款给希望工程要重要得多，这是当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
我们对这个社会其实要求不高，不过是希望人人各司其职，站在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上。教师就是教师，前面不再有“禽兽”这样的前缀；父母就是父母，无论是歌唱界名人还是普通百姓；校长就是校长，只负责传道授业解惑和管理，不负责开房。老人就是老人，不负责提供任何道德难题；孕妇只负责孕育宝宝，不负责诱杀；产科医生的双手，是用来好好工作和生活，迎接孩子的降生，而非接过肮脏的钱；警察是保障百姓人身与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宁的，而不是拦路抢婴摔婴；官员不一定要活得像孔繁森，但也别用数量惊人的钻石、豪宅、情妇，来晃瞎我们的眼睛。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我们都是共同体。个人永远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存在，社会出现了问题，我们将无法自由呼吸。人间正道的推动，不只依赖于国家机器，也不只寄望于体制改造和社会正义，还在于我们自己，行动的点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