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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毁三观:文革毁先贤三观 近30年毁文革三观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以廉价劳力和“处女般的环境”为代价,学者孙立平说“低成本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高成本发展的时代到来了”。人间正道的推动,不只依赖于国家机器,也不只寄望于体制改造和社会正义,还在于我们自己,行动的点滴。

  去年5月在东莞,巴西籍人士Mozen因挺身而出制止扒手,而遭扒手和他的两名“同伙”追打,头部受伤缝10针。

  据媒体报道:“殴打老外的小偷团伙盘踞在海雅百货沿线已经好几年,这些小偷都随身带刀,而且整个团伙差不多有十来个人……”他们不仅可以公然上街行窃,而且可以向任何阻碍了他们“发财”的人报复式袭击,这使了解内情的当地人自然会捏一把冷汗,众人的“不敢”似乎情有可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曾报道,美国一家银行出纳员尼科尔森在银行遭遇抢劫时,猛地扑上去抓住疑犯。但结果却是:尼科尔森的英勇行为并没有为他带来奖励,相反地,他被开除了。

  事实上,许多欧美国家的银行都有相关规定,遇到银行抢劫,工作人员以保护自己和客户的生命为首要任务。因为工作期间,银行要对职员和客户的生命安全负责,一旦银行职员在抓捕劫匪的过程中负伤,甚至送命,都得银行担负赔偿责任。这就是银行不提倡自己的职员见义勇为的原因。

  争论中国人还是老外更爱见义勇为毫无意义,再慨叹有多少国人充当了冷漠看客也已是老生常谈。我们要讨论的,应当是该为“见义勇为”培养什么样的土壤。远离风险,保证自身安全,是每个人的本能。在各种社会治安案件里,警方若不积极作为,有效打击小偷等犯罪分子,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其结果,只会让见义勇为者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许多人被迫成为不作为的、让人诟病的看客。

  要改善社会风气,需要的,不只是空洞的道德说教,除了要重奖见义勇为者外,还要为他们构建必要的法治环境,以及社会各方共同营造的舆论和道德支持。

  对公德的熏陶融入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里。

  2012年,《新周刊》记者采访已远离台湾政坛的电视主持人陈文茜时,有着20多年政治生涯训练的她,说年轻时她相信革命,但在年老时却更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我宁可花很多力气从培养公民意识做起”。

  作家龙应台说,在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台湾小学里这样对孩子解释: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在从点滴开始培养公德和公民意识方面,日本是楷模。日本人的守时、遵守秩序和讲卫生世界闻名。一个注重社会公德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

  我在东京住酒店时,在日本的朋友帮我订了标准间,她一再嘱咐我,如果固定睡右边的床,左边的床就不要动,免得服务员整理。日本人的思维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是:避免麻烦别人,遵守人与人相处的规矩。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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