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预测，“中国到达那一阶段(2010年)，将把自由市场体制的主要成分、特别是其竞争性企业家精神和向国际金融关系开放，与残存的国家指导作用相结合，包括全民所有制在工业中仍起重要作用……社会基础结构和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改善，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可以用它来代替苏联那种已宣告失败的制度和西方式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
“因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是很关键的……而且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进展已经奠定了顺利过渡的基础，中国的过渡未必像苏联接班问题那样有破坏性……因此中国可能不要太长的时间就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一种较为坚决而自信的姿态。”
预言中仍然未知的部分
布依据以上分析指出，“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而又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目标的中国，面前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
A、非常务实的政策，仍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愿意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相对抗；
B、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意在成为东亚领袖，挑战日本的雁阵模式；
C、中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不平等”秩序，并在这一秩序下尽可能地获得更多利益——假定美国对此表示欢迎的话。
他进一步指出，“A选择无疑将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反响……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领导人——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日益想为中国模式喝彩，并鼓动中国人更清楚地闸明他们取得成功所依赖的基本方针，使中国想扮演更公开的领导角色的诱惑力可能增强。”
而且，“那时中国可能成为走另一条发展道路的样板，成为在国际上对现行全球力量分布提出挑战的力量源泉……中国通过成功地发展经济，通过雄辩地宣传平等主义以及利用它在联合国的否决权，可望成为全球民众旗手……从而不仅成为世界被掠夺国家的辩护人，而且成为它们的领袖。”
布还说，“即使中国不扮演这种显赫的历史角色，它也有第二种选择。它可以通过设法确立自己远东主要大国的地位对区域性稳定提出严重挑战……最终这将使中国与日本对抗，形成重要的区域争夺。”
虽然从布的文中看，布认为中国未来选择A方案和B方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布还是认为，“就有利于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而言，中国的C选择最为理想。”
但同时，布也承认这需要“西方给予积极和乐于合作的响应……而且要西方承认，中国仍同情并部分代表世界上较穷的那部分人的愿望。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即使到那时，情况虽然有很大改善，但按人口平均计算仍是一个较穷的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将继续与不是发达富裕世界成员的国家站在一起。”
回顾常令人深思
无论布的预言中未实现的部分是否准确，但总而言之其前半部分的论述可以说不但准确，而且十分精彩——在那个苏联刚刚解体，整个西方一片欢呼的时刻，布表现出的冷静与深刻，无愧于他的头衔和角色。
并且，这份预言，足够坦率。足够坦率源于足够的自信——尤其是与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语焉不详的各种暧昧报告相比——可以看出，那时作为胜利者盟主的美国，正处于一个巅峰时期。
但这些都不是笔者想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的理由。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在那个相对迷茫的年代里，在中国社会并未引起足够大的波澜——这篇文章甚至在发表近三年后，才被一家中国相对小众的媒体转载——也许，当时大家肯定认为此文是布酒后所作。
因此，我们现在来回顾这篇文章，也许可以从他的视角中，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