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说，西方自由市场体制上的民主的胜利，其实是苏联的失败所映衬出来的，“而不是由于它成功地表明民主理想放之全球而皆准……这场胜利(指苏联解体)是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对苏联集团的胜利，而不是民主理想本身在全球的胜利……期望在全球取得彻底胜利的民主理想在哲学上则是肤浅的。”
但他认为，能够对这一“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而美国不能像对待苏联那样对待中国，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他所谓的客观因素，即人口、民族文化、地缘政治条件。他首先列举了世界各国自二战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国人口趋于老龄化和萎缩而穷国人口却不断增多的事实，并随后指出“21世纪世界矛盾将主要是富国与穷国之间对世界资源分配的分歧矛盾”，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穷国因历史矛盾、宗教偏见和人口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潜力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无法团结起来，一起挑战“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只有中国是个例外。
他指出，世界因频繁接触正使得人们，尤其是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庞大的年轻人日益“仇富”和“易于受到政治煽动”，具体表现在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日益关切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因此世界需要一种更高级别的，能从内在推动“不平等”国际秩序改革信仰和行为规范——但，“基督教或许可能唤起西方的良心，伊斯兰教可以激起穆斯林的愤懑情绪，但是这两种宗教在现阶段都不能对上述中心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在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可能有资格作为穷国的领袖。印度本身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因此，即使它的种族和宗教矛盾不使它分崩离析，它也很难享有尼赫鲁时代曾享有过的国际地位。非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声望，拉丁美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资格。”
而“俄罗斯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追求这一领导地位……但俄罗斯要使自己的领导地位真正被他国接受，这种地位必须建立在行之有效和吸引人的社会经济模式上……无论俄罗斯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还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它抱有这种非分的愿望，那是很难得到世界上贫穷国家的衷心支持的。”
这样，此文重量级主角——中国，终于出现了——布认为，中国“有可能站出来充当这一领导角色。中国仅仅依靠自己就可以向不平等世界提出挑战。中国是一个大国，有10亿多人口，正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反对不平等现象的斗争；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场斗争是卓有成效的。在一个民族国家世界里，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真正独特文明的国家。”
布进一步阐述说，“如果中国以其10亿多人口，能够成功地建设成一个政治上可行、从全社会来看又比较富足的国家，它必然日益成为全球注意的焦点，不论它是否希望如此。那些急不可待地想寻求适合本国历史性指导方针的贫穷国家，必然对中国趋之若鹜，即使中国不从意识形态角度阐述和宣传中国模式的意义。”
中国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能力
因此，布指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两个方面，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个主观条件，即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将决定中国国内的实际状况，而这一实际状况又将决定中国打算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
他认为，中国“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虽然用全球标准衡量，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在80年代，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接近10%的年增长率递增……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欧洲和日本。”(虽然布保守了一些，但考虑到这仅仅是预测，而且时间仅仅相差几年，这一预测准确性令人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