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遭遇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年下半年，央行向实体经济投放大量货币，中国广义货币(M2)超长增长年均达140%，这被普遍认为远超经济增长需要，货币政策过度宽松会给通胀埋下隐患。
2012年底，周小川第二届任期将满，在多个场合密集回应外界对货币政策的质疑。11月17日，2012财新峰会上，周小川认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2008年，从中国经济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也有一点像自由落体，像一个台阶一下子就下来了。” 11月18日，首届金融街论坛，周小川表示，“首先反应要快，力度要充足。力度究竟怎么合适，不知道，因为危机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计算什么是最合适的，不容易，总体力度大一点，比力度小一点好，当时有一个形容词，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大力度地防范危机的这种调控，我们说凡药三分毒，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现，我们要强调适时退出。”周小川再次用他惯用的类比风格巧妙地回应了货币政策引发通胀的论调。
周小川今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是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是13%左右。这个13%是代表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2010年10月货币政策的基调已经由适度宽松正式转为稳健。央行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易热不易冷”。
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内，中国经济基本维持了“高增长、低通胀”格局。这与“周小川时代”烙印明显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货币超发不能怪周小川行长个人，他一直处在平衡其他政策所需要的货币支持的角色中。
3月13日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要使人民币逐步实现自由兑换，已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策，最早出现是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当时提出要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从经常项目实现自由兑换，到今后要推动的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然而，政府顾问余永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贯反对者，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计划“存在很多环节缺失和一厢情愿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称，在成功推行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等重大金融改革后，预期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成为央行行长新任期的主要任务。而进行了多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被公认为难度高于其他金融系统改革，这无疑是另一道需要这位老行长继续破解的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