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让周小川经历证监会“风雨”的激进派思维，与上世纪80年代参与绘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蓝图时的超前思路一脉相承。
1986年，周小川开始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该研究所汇集了当时一大批青年学者，“吴敬琏课题组”囊括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人物，如楼继伟、郭树清、谢平、李剑阁等坚定的市场化战士。
在80年代这个带有极重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这些新派才俊主张在加强宏观控制、抑制有效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价格、税收、财政、金融、流通、企业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从期间有关论著结集成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中，可见他们想为中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改革方案的浪漫主义愿望。
此后，“吴敬琏课题组”用了不到一年，完成了“经济体制中期改革规划纲要”报告，成为当时国家体改委审议的8个方案设计之一。一度，激进的改革路线被社会广泛接受。最终，因为80年代末国内外的政治现实让激进式改革猛然刹车。
激进与渐进的复杂情绪
2002年12月，周小川接替戴相龙走马上任央行行长一职。在他执掌下的央行十年，堪称周小川的巅峰时代，同时，敏感的人们已经发现，周小川开始由一个激进派转向渐进式改革的同情者，而他自身也从宏观经济研究领域进入到更多细节的技术层面。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称周为学者型行长，南方某媒体则直呼他为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事实上，从周小川的《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一书不难看出，对于激进和渐进他也有着复杂的情绪。他在书中表示，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取了不同于前苏联的渐进式改革，“事实上，没有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在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改革中出现的陷阱需要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才能闯过去。
于是，在第一届任期内，周小川带领国有银行高速完成了“惊险一跃”——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此举一直被外界看做周小川最富个性的大手笔。
2000年前后，国有大行背负巨额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甚至一度被传“技术上破产”。2002年底，国有四大行不良贷款率为21.4%，按照五级分类不良率则高出4.7%。四大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4.27%，与2000年相比，依然沉疴未去。
如何剥离不良资产，周小川在1998年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就曾试水建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按照设想，收购并经营金融机构剥离的本外币不良资产就是该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基于此前经验，已是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提出，以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的举措，成立一家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然后完成国家外汇注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组建。
周小川毫无意外地再次陷入争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一篇名为《重新考量银行业改革》的文章中，品评国内银行上市前过于倾向于引进外资的思路不可取，并直言海外上市不应成为国有银行改革的惟一路径。“贱卖论”甚嚣尘上。
周小川没有正面回应，而是从侧面进行了间接否定，他提醒那些“贱卖论”者不要忘记商业银行的过去。然而，事实给出了最为给力的答案，国有大行完成股份制改革，成功上市，并跻身全球上市银行的前十名。
在这场拯救金融机构的改革中，周小川更冷静地看到了“后改革时代”，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内控机制和信贷文化上需要更长时间的变革，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渐进式过程。似乎，他的预判为近期出现的“钱荒”早就埋下了伏笔。
人民币先生的新旧命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周小川又为2008年以来备受争议的货币政策做了辩护性发言，他称“应该说，我国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成绩突出，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许多国家对此很羡慕。”
时间回溯至2008年，周小川第一次连任央行行长，开始了其第二届任期。此时，他多了一个称呼“人民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