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亚东(资料图)
大法官的任命映射着司法现实中的两难，如果倚重本级党委的建议权，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审判独立难保障。如果偏重上级法院的协管权，这种自上而下的人事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容易影响现有的上诉制度。
因为法官嫖娼事件和“敌对势力”论，让今年4月刚刚调任上海市高院代院长的崔亚东成了关注焦点。
上海高院法官嫖娼事件发生后，崔亚东在一次针对上海法院系统的“集中教育专项整顿”大会上说，“虽然只是少数法院干部严重腐化堕落，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上海良好法治形象和法治环境的质疑，也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友根据公开资料，对崔亚东的学历提出疑问，称其只拥有“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
不仅如此，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全国31名高院院长中，大学学历17人，党校学历（含党校在职研究生）14人；法学科班出身11人（含研究生）；没有任何法学学历的7人；没有法学学历且无大学经历的3人。
高院院长什么学历
法官要懂法，更不要说身居二级大法官的高院院长，他们的知识背景备受关注。
15年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提出法院专业化的问题。此后，职业化成为法院系统的推进目标。
不过，由于“党管人才”的组织原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体制，现实中大法官的来源多种多样，知识与学历背景也完全不一样。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法院1997年发布的《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国家实行法官等级制度，大法官设一级、二级，其中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副院长为一至二级大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多评为二级大法官，高级法院院长评二级大法官。
当前中国一二级大法官的总数是47人，包括最高司法机关13位大法官，31个地方高院的32位大法官（新疆高院党组书记与院长分设，均任二级大法官），以及军事法院的两位大法官。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9名，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官15名的人数。
据最高法院官网显示， 13位现任大法官，除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徐家新，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学文、贺荣三人无具体学历资料，其他人均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
相比之下，地方高院的二级大法官的学历则繁杂得多。32位地方高院二级大法官中，仅有天津、吉林、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青海等9省市高院院长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另有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毕业，江西高院院长张忠厚曾在西南政法大学函授专业学习。
与其他党政系统官员类似，有十余位地方高院大法官的资料中，或无法完整显示第一学历，或者第一学历为技校、中专、函授大专，大多通过中央党校学习或进修达到本科或研究生学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