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不是党员
1980年翁永曦到农委不久，杜润生就跟他讲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让他拿出方案。“1500亿！”他很惊讶，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火车临开前，黄江南和朱嘉明跑进了车厢。
在当地，他们拉翁和几位朋友聊天，当晚海阔天空，翁永曦畅谈中国社会问题、外交和国际形势。没想到，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看了你的文章，约你去中南海谈谈。”
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和记者，把内容写进了内参。翁永曦感到吃惊，“一个白丁，最底层的干部，中南海要听取你意见？”
第一次和时任总理谈话后，又约了第二次，“我说我们还有3个人，是个‘康拜因’，一块参加行吗？”翁永曦回忆说，在80年代的聚会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像个小组合，就自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
“第二次见面，几位副总理都来了，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几位经济学家，也参加了。总理说，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
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就常一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称“四君子”。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农委来。翁永曦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1981年2月，陈一咨们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走上历史舞台，还是学生的周其仁、陈锡文、杜鹰等人都加入进来。成立前一晚，张木生借到了经费，寒夜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是一千元，另一个口袋里又拿出一摞，往桌上一拍说：办好了！
成立会上，邓力群和杜润生都去讲话支持。邓力群帮他们向国家计委主任沟通，最后计委给他们下达了编制。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农委则常给他们调查经费。
1981年夏天，他们就用农委拨的经费，到安徽滁县调查去了，回来后又参与讨论、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结束了30年之大争论。随之而来，是农委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块牌子）。农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更多年轻人走了进来。
二十多年后，周其仁仍记得一个细节：有一年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他去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的校订。他自知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文件付印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甚至不是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