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的空间
1980年代末的一天，戴小京走在北京街头。
“我当时羡慕开大卡车的，全国到处跑，就想将来开大卡车去。”在等待的日子里，戴小京计划未来，还开车到天津帮同学拉鱼，“有钱就给我点钱，没钱就给我点鱼。”
就在准备远离体制去过率性生活时，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说，“你也晃悠够了吧？总还得为国家继续做点事吧。”于是就被介绍去见了王波明。当时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戴小京的新角色就在这里。
这基本是一家民间机构，市场化运作。戴在这里除了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创立，创办《证券市场周刊》，还一度被派到广西北海筹建证券业培训中心，结果就在那里盖了个酒店，连经营歌厅和夜总会什么的都干了。离开体制，自嘲说变成迎来送往的“地陪”，戴小京感到些许失落，时常想起九号院的时光，想起二十七八岁时带着工作小组去实验区指导工作、给地方几套班子领导讲话的情景。“那时很自以为是啊。”说完又换了表情，“当然，从政肯定没我现在过得自由。”
与戴小京同时，何道峰离开了体制。“我觉得这样下去找不到生命的乐趣，那个时代让你觉得，政治上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呢？我看不出来。”下海后，何道峰成为中国最早涉足房地产的商人，不断收购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如今已是成功企业家。
见到何道峰的那天晚上，他约了同一个小区的3名业主，商量怎么应对业委会的违规选举。几天后，他联合一百多名业主要求暂停选举，重新修订业委会规章，候选人要进行书面演说。
“九号院出来后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结，所以我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1999年，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取消基金会的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首次将官办组织改成民间社会组织。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他们先是专制或威权政府，搞市场经济化后搞社会市场，最后水到渠成，中国只能走这个路。”小到社区维权，大到扶贫基金会改革，何道峰习惯了用宏大的历史视野去审视。他逐渐否定了时髦的“顶层设计”，即便是九号院时代的改革模式，他也认为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回到那个路线了，我也已经翻过那一页。”
伴随着80年代的落幕，政治权威也开始消散，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部门与部门，各自计算、各自追逐，中国政治的逻辑悄然改变，“文件治国”再无可能，改革的图景等待着重新书写。
“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去基层调研时，有乡镇党委书记直截了当地告诉赵树凯。他发现，“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
复杂和坚硬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人具有统揽一切的权威与智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变革的契机并不在庙堂，它只能从社会的肌理中缓慢生长——社会组织、市场化媒体，也许正是这肌理的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