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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律师压力大，公诉方和法官亦同样如此。
上海社保案中的原上海市长宁区区长陈超贤，被指定给了安徽省宣城市检察院。《检察日报》曾刊登该院副检察长鲁建武讲述此案的文章，当时如履薄冰的状态可见一斑。鲁建武在文中写道，鉴于此案特殊性，每一个环节都会慎重地按规定逐层请示；光是公诉专报就呈递了20多份，到省院汇报不下10趟。
承办陈良宇案时，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早在数日前就进行了全面准备：卫生防疫部门前来检查防疫情况；电力部门前来检查线路；为确保安全，警察还带着警犬把法院内外嗅了个遍。庭审当天清晨4时，天色未明，天津二中院就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院里院外警力密布。
为了这次公诉，检察院和法院提前进行了多次演练。审判长由天津二中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董晓新亲自担任。所有进出法庭的人都要经过两三道安检。
“从当天开庭时的衔接和流程上来看，庭前预演一定很严密，整个流程都衔接得很完美，据说连什么时间让陈休息或去洗手间都有严格的预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律师介绍。
由于大案要案涉及人员众多，负责提起公诉的地方检察院一般也会提前介入。
成克杰是建国以来因触犯刑律被判处死刑的最高官员。当时，作为书记员的李为民是成克杰受贿案专案组成员之一。
结案后，《人民公安》杂志刊登了他的《亲历成克杰受审》一文。李为民介绍，从案件的提前介入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专案组先后19次间接或直接地接触成克杰，从成克杰的历次交代供述中，分析出成克杰辩解的主要观点和理由，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制订出了简练、周密的法庭讯问提纲。并对成克杰当庭全部推翻以往供述怎么办、当庭一言不发怎么办、证人作假证怎么办、多媒体系统出现故障怎么办等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预案。
庭审前，公诉方又对证据梳理了多遍，并针对开庭时对成克杰不同犯罪事实的公诉任务进行了详细的分工。在开庭前两天，这些经历过大案的检察官，一条一条地学习出庭规则。之后，又反复熟悉几经讨论而定稿的《答辩提纲》、《紧急情况预案》。
为了保证庭审效果，他们设立了模拟法庭，最高检察院负责同志和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党组全体成员观看了专案组的预演，对出庭规则、应变甚至起诉书宣读、举证时的语调都进行了指点。
尽管如此准备，但是高压力之下，差错仍然发生。
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案宣判时，尽管是由法院副院长宣读判决书，但由于紧张，中间多次读错，还将辩护人“高子程”念成“程子高”。
在审理原云南省长李嘉廷案时，庭审当天法官在中途休息20分钟后再开庭时，忘记带被告上来。
审判
辩护方、公诉方、法官三方准备就绪后，在哪里审判也有讲究。
2001年之前，大多案件均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地审判。陈希同就在北京受审。
2001年10月，震惊全国的辽宁“慕马案”第一次采用了异地办案、异地审判的模式。
钱列阳介绍，一般厅级以上官员就会异地审理。重大案件异地审理被认为可排除“地方主义”干扰，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是最近十年来反腐惩腐的一个突出变化。
从多次高官庭审报道可发现，高官们都很注重庭审时的形象，多是“自由着装出庭”，有的还会让律师把特定衣服带到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