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案
刑事案件中多有律师难以会见当事人的问题。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矿生表示，刑诉法修改前，高官会见就非常不容易。因为领导重视，需要内部请示汇报。刑诉法修改之后，会见还是比较麻烦。50万以上重大贪污案件，要经过反贪局批准。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有着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表示，高官案中会见当事人比一般案子要容易，程序更规范。“会见”最重要的作用是建立信任。因为即使是家属委托，也并不意味着官员对律师的认同，有的官员甚至担心律师是“双面间谍”。这时，律师们就要投其所好，使高官们放松警惕，以达成有效合作。
钱列阳与刘志军的交流，就是从历史人物开始。二人从胡适谈到傅斯年，刘志军还向钱列阳推荐了《南渡北归》，钱借由阅读这套书尝试着接近刘志军的内心世界。
此外，钱列阳表示：“作为律师，在办理高官案件时，需要与当事人有法制层面的沟通。换句话说，要让当事人了解法律、信任法律，这是一项很艰巨又必须做的工作，做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庭审中的相互配合。除落马的司法部门官员外，绝大多数高官完全没有接受过法律的教育。”
“首先要不卑不亢，从人格上尊重他们，这是取得他们信任的基础。”许兰亭总结多年来的经验称，“另外要尊重他们的隐私，与案情无关的，哪怕外界有再多传言，也不去过问。”
给高官辩护并非赚钱的生意。
许兰亭在为田凤山受贿案辩护时，按照当时北京市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只有500元的辩护费。2011年下半年，北京市财政局调整了法律援助补贴标准，不过依旧不高，为刘志军提供辩护的钱列阳和助理一共拿到1800元。
对于家属委托的案件具体收费多少，辩护律师多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田文昌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他在2003年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辩护时收取的费用是5万元。
钱不多，压力却不小。杨矿生在文强案审理期间，在重庆呆了近三个月，将近100本案卷，需要日夜加班看卷、会见，“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一天抽八包烟。后来一边打点滴一边工作。”杨矿生说。
钱列阳还介绍，在给高官辩护过程中，有时候当事人不希望律师做强力辩护。“其他案件里，律师能做5条，他们（家属及当事人）巴不得我们做8条，而为高官辩护是我们能做5条，官员只要我们做两条。每件案子就像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冰尖，80%是我们在岸上看不到的。”
因此，对于律师而言，高官案有时反而如烫手山芋。
田文昌总结了高官案的五大特点：敏感度高；容易受法外因素的干预，尤其是权力干预；取证难；案情复杂；律师风险大。绝大多数落马高官找律师时第一个找的都是田文昌，但他接的很少。“像刘晓庆、陈良宇、陈希同一开始都找了我，我都给推了。”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代理过的高官案都是由家属委托，没做过指派的案件。许多高官案他不愿意接，中途也放弃过许多大要案，例如：赖昌星案、刘志军案等。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最早也由家属委托高子程代理，他干了六个月，四次申请会见都没被批准。后来，刘志军家人说组织推荐了一个律师不收费还能保命。高子程三次约家属到办公室谈，强烈建议家属用组织推荐的律师，主动解除合同，退还全部律师费。高子程推掉刘志军案，是因为去年听坊间受贿额约为30亿，若辩死一个人，名誉损失极大，所以没有大的辩护空间的案子不是很愿意接。
“中国社会的法治环境还是不尽如人意的，有些高官案比较敏感，背景比较复杂，不是法律本身能解决的。高官案背后时常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律师若想要认真地办，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风险。”田文昌说。
但为高官辩护并非完全亏本的行为，为高官辩护的律师们的名气和身价都因此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