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朱镕基出书的原则是，由秘书班子代笔起草的讲话书面稿、已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一概不收，于是资料收集主要针对散见于各种场合的即席讲话，经过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形成的原始文稿近300万字。此后，编辑组又经过近两年的整理、核实、删减，最终于今年5月下旬定稿，42万多字被挑选入书。据黄书元介绍，文稿挑选本着朱镕基提出的“做减法、不做加法”的原则进行。全部出自朱镕基当年讲话，未添加任何新东西。
随后，近500册样书稿根据朱镕基的指示，送至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负责同志征求意见。7月初，编辑组对反馈回来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采纳建议，报朱镕基同意后，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时送至出版社，开始该书的正式编辑加工阶段。这一阶段，该书的基本内容已经不再作变动，出版社编辑的主要工作是对文稿中的人物、数据、名称、史实作进一步核实，并对文稿中的文字、语言差错进行校对修改。
为出版该书，人民出版社更是抽调骨干力量，特别成立了“项目组”，内又划分为编辑、出版、发行、宣传四个小组，抽调各部门精英人手参与运作。前后共有近20位责编和相关领域专家，用20多天时间，对文稿进行了三轮审读校改，对事实、数据、人物和名称等都进行再度核实。另外对于一些字词的用法也进行了进一步统一规范。
由于领导人出书较为敏感，故而应经历严格的送审程序。但在黄书元看来，从人民出版社经手的众多领导人书籍看，除了程序上的硬性规定，领导人出书实际上并未在审查程序上有太多的特殊性。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为例，言论尺度的把关和审核的第一步其实早在朱镕基办公室编辑组对书稿进行筛选和第一轮把关时就开始了，42万字的内容确定后还分别送各级领导、部旧征求意见，经过以上两个环节，再加上编辑组和出版社等各方面对书稿的严谨编辑，因此送审过程十分顺利，仅反馈回一些细节上的修改意见。
到首发式前半个月，审查程序全部走完。7月30日，人民出版社正式接到同意出版的批文，北京、上海两地数家印刷厂开足马力，8月12日，新书在全国同步上市。
“中办几乎一个字没改”
先立项，后送审，朱镕基系列书籍出版中所遵循的程序，事实上也是中国领导人出书程序的样本。一般而言，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都需要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相较一般的图书出版没有送审备案程序，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图书，在出书程序上更严格一点。
根据1997年当时新闻出版署的一项规定，出版反映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图书，必须严格执行专题申报、审批制度：“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所属出版社，须将选题和稿件报主管部门审核并提出意见后，报送新闻出版署审批；新闻出版署在审批过程中，必要时可视不同情况，分别送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等部门协助审核。凡出版反映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图书，必须征得本人同意才能出版。”
事实也是如此。例如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出版之前，曾经历过30个中央机构，包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发改委、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国家民委、统战部、中宣部等机构的审核。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的出版则报送中央办公厅审读。“中办（对送审稿）几乎一个字没改。”黄书元在当年的一次媒体采访中这样说。而前国家领导人出书成立文稿编辑小组（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也是常态。《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也是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
此外，对于出版社的选择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原先，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开始放宽，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则交给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李岚清音乐笔谈》等一系列书籍则悉数出自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