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效果是明显的。多位铁岭市民回忆说，王立军“打黑”之后，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王立军当年的一名下属说，当时连小偷都害怕，“因为都知道，抓住是真打啊”。
童之伟在《报告》中亦提到，据他观察，重庆“打黑”有大规模抓捕犯罪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证的现象，并设立脱离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制约的秘密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关押和审讯。
掀起对重庆“打黑”普遍质疑的“李庄案”，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律师李庄，本是犯罪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2009年底，重庆警方以李庄涉嫌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教唆“翻供”为由，将其刑拘。
李庄于2009年12月12日被刑拘，13日被批捕，20日检方公诉，30日开庭审理，半月之内，完成了大多数案件需走数月的程序，效率之高，被称为“重庆速度”。当地媒体报道此案审理之初一位官员的评价：“李庄案的审理，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几个涉黑案的难度，一定要打好这场战争，确保案件审出质量，经得起时间检验。”
这个愿望落空了。李庄最初坚称自己无罪，后又表示愿意认罪，但当重庆检方重拾几年前的另一起案件，以妨害作证的罪名再次起诉李庄后，他再次挺身而出反抗。在全国律师声援、公众大范围讨论的环境下，重庆检方最终撤诉。
这个结果从根本上推翻了对李庄的上一次判决，并从另一个角度暗示，那些曾被人在暗地里悄悄议论和传播的消息——包括，秘密羁押、刑讯逼供以及未审案先定案——确有其事。
更让童之伟忧虑的是，在这种高压的国家机器控制手段下，公民间的互相侵犯固然会受到遏制，但公权力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的威胁也在增加，并且重庆的做法有向其他地区传染的趋势。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亲自参与了李庄案，但作为重庆公安第一责任人、“打黑”行动的主持者，他应该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置身事外。
他也从没对任何媒体发表对李庄案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以往将他带入荣誉光环的这些手段，在重庆，似乎开始失效了。
王立军现象
王力成，一位年逾七旬的律师，将王立军的成功之路归结为“王立军现象”。在他看来，王立军最后发展到出走领事馆一幕，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系统总是需要出现一个英雄，于是，没有英雄的时候，便托出一个英雄，最终，英雄无法控制自己。
“他原来就是个普通人，就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干的事。”王力成说道。
据这位在辽宁省法律界颇有声望的老人了解，王立军从来没说过，黑社会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也从没有说过：我和我的战友将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场；他本人从没正面承认过，在对文强执行死刑前，他去“会见”了五十分钟；也没有任何一任市委书记表示过，王立军是我们的镇市之宝……
“你们可以算一笔账，”王力成说，“王立军在辽宁打黑的主要成绩是‘自己同他的战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押上了刑场’，你相信吗？铁岭市的总人口一共300万，王立军在铁岭任局长不到三年，就是从他任刑警队长那天算起也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天都要杀人，不恐怖吗？”
事实上，2011年两会期间，王立军本人曾表示过相同的看法。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王立军和媒体、体制之间，早已形成了某种“同谋”。
成了英雄的王立军，渐渐开始习惯出现在媒体面前。一位铁岭市退休警官回忆起王立军的第一句话便是：“爱得瑟，什么时候都爱带着人举着摄像机拍他。”
1995年，在辽宁受铁岭市管辖的开原市发生了一场盗抢机动车案件。三名来自哈尔滨的犯罪分子抢车后被开原市警方堵截，落荒而逃到清河区三台子村的庄稼地，开原市警方向铁岭市公安局报告此案。
然而，当开原市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时，王立军突然带着摄像队伍赶到现场，并让开原办案民警离开，自己一把抓过罪犯，踩到地上，一手举起冲锋枪，让摄像机拍摄。
1997年10月，开原市警方获得线索，3年前在辽阳市发生的袭警抢枪案的犯罪嫌疑人曹某躲在开原市，并找到了落脚点。当开原警方准备抓捕时，王立军指示，等他率人从铁岭赶到再实施抓捕，因为等待局长，耽误了时机，曹某逃脱。
开原警方再一次摸准了曹某的落脚点准备行动时，王立军又带领数十名干警和两部摄像机赶到，进行“战略部署”，安排几位领导围着他，并在摄像机前开始讲话。曹某提出要一把手枪，王立军答应了，安排了一把取下撞针的五四式手枪。在场的几位市区局长都很惊讶，但谁都没敢吱声，只有王立军的一名手下低声建议说：“给枪啊，立军，这合适吗？”王立军喊道：“咋不合适，你别吱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