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家属托关系、写条子，排队等候进住，‘后门’走一个，前门排队的入住一个
在赵吉的三口之家里，“死”并不是一个被避讳的字眼。
作为独生子女，赵媛的衣食起居至今依靠父母照料。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果赵吉和他已经60多岁的老伴都去世，留下的赵媛由谁来照顾。
“如果你们都死了，将来谁给我拿药，死了谁给我收尸？”坐在小区楼下的小花园里，赵吉说起女儿曾经对他们的质问时，使劲抬着头，眼睛盯着前方，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才伸手抹两下眼角。
赵吉想不出该怎么回答女儿，他甚至曾和老伴认真讨论过三个人一起自杀的计划。“要不是闺女有点胆小，我们就真的找个悬崖一起跳下去了。”说起这个想法，赵吉的口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周末的郊游计划。
“很多精神病患者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死在自己前面。”赵吉的想法并没有让中国精协家工委的委员安凤翔感到意外。从2003年发起组织一个“精神康复小组”以来，安凤翔一直在组织精神病患者及家属定期交流学习。他发现大多数家长都像赵吉一样“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曾经做过北京市西城区精协主席的安凤翔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一个自创名词“闭眼工程”。据他介绍，目前北京市第三社会福利院是北京市唯一一家由民政局直属的收治精神病人的福利机构，但这里的床位早已供不应求，“许多家属托关系、写条子，排队等候进住，‘后门’走一个(去世) ，前门排队的入住一个”。
他因此提出，希望由政府支持，兴建更多的精神病患者养老机构，让赵吉这样的父母可以在去世前把孩子送去养老。然而，这一提议至今没有得到回应。
“实际上还是重视程度不够。”安凤翔告诉记者，他设想，如果各级政府机构都能吸纳精神残疾人的家属参加，“事情就好办多了”。
但实际上，仅北京市60岁以上的精神病患者就超过8万人，如果年龄界限扩展至50岁，这个数字将超过11万。一名在精神病专科医院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员发现，精神病患者“随着年龄增大，治疗周期增长，家庭的厌弃态度越明显。如果父母不在，兄弟姐妹的照顾，就更不到位”。
没有人知道这些失去了监护的精神病患者会出现在哪里，会做些什么。在北京怀柔镇王化村，从1987年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王某在父亲去世后，由于在外跑长途的弟弟“无法像父亲一样天天看看他”，病情变得越来越糟，终于在村口拉住了上学路上11岁的小鹏，并用石块敲死了他。
(文中赵吉、赵媛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