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村民拦在送病人回家的救护车前，称要是不把病人带走，“就从我们身上轧过去”
实际上，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医院治疗只是康复的第一步。除了急性期需要住院以外，更长时间的恢复治疗则需要在院外的康复机构及社区进行。
然而，相关机构的缺失，成为阻断他们回家路的一条深沟。
在许多较为偏远地区，一些精神病患者家属迫于无奈，甚至用铁链把病人锁起来。根据河北省一项流行病学调查，在当地被关在笼中或被铁链锁住的精神病人，约有10万人。而曾经在北京做过调研的贾志民，也在北部的延庆县，见过被锁起来的精神病人，“脸上黢黑一片”。
为解救被锁精神病人，河南、河北等地都曾开展过“解锁工程”，对家庭贫困的患者进行免费治疗。但多例由“解锁工程”救治康复的病人，在被送回家的过程中，“遭到村里的抵制”。甚至有村民拦在送病人的救护车前，称要是不把病人带走，“就从我们身上轧过去”。虽然，这位病人最终由派出所出面送回了家，但是，“在全村的关注中”，他又被关进铁笼。
在香港社会福利署为出院的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的服务中，除了有诸如“庇护工场”，“辅助就业”等日间训练和职业康复服务外，还有帮助精神病人尽早融入社区的“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
而在有着大约16万精神病人的北京，由市残联主管的可对精神残疾人进行康复托管的机构只有3家。其中位于五环外苏家屯的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从1999年创办到现在，“已经搬了三次家，基本上都是因为房租涨价”。2005年，托管中心当时所在的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坟村村委会甚至调来了4台推土机，推起两米高的渣土堵住大门。
目前，类似的托管机构大多对入住者有种种限制。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负责人杨云介绍，该中心一般只接收18至70岁的“病情稳定”患者，其他年龄较大的患者“管不起”。
这个占地2500平方米的托管中心里，并没有医务室。杨云也曾为此向卫生部门递交过申请，但答复是“如果设医务室只能给职工看病”，不能给托管的患者看病。因此托管期间患者一旦出现病情反复或患有其他疾病，必须有监护人出面送往精神病专科医院或附近的综合医院，“无法和医院无缝对接”。
而曾经在中国精协做过主席的闫振华告诉记者，更多地方的康复机构“一办起来一阵风，有的持续两三天，有的直到有了检查才把病人叫来”。
“康复机构、社区指导的严重缺乏，造成住院难，住进来后出不去。”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介绍，目前我国共有两万名精神科医生和20万张床位，但要满足的，是大约160万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而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住院使病人“不接触社会，加重社会功能衰退，出院后直接回到家庭，由于条件限制及压力，病情容易出现反复”。
从医院被接出来以后，赵媛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康复机构，也从未被锁在家里，只是当她要求出去逛商场买衣服的时候，赵吉和老伴要轮流跟着，如果女儿提出任性的要求，他们就四处向别人解释，“她是个精神病人，别跟她一般见识”，以防止别人的反应刺激到女儿，影响病情稳定。
但是现在，这道保护着女儿的唯一防线正在逐渐失去力量。赵吉夫妇再也无力每次跟着女儿外出，许多时候只能任由她自己出去。
没有人能保证这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作为中国精协家工委的顾问，闫振华就曾接触过一个来自大连的女孩儿，因为在单位工作不顺利而得了精神分裂症，在一次偶尔被放出去买东西时突然发病，“把小商店给砸了”。
“整天都提心吊胆的，但是没办法，有时候夏天大中午的，她为买一样东西要出去两三趟，我们实在跟不动了。”赵吉叹了口气说，如今70岁的他，在胸口上有一道手术留下来的刀疤。在那次手术中，他不仅做了心脏搭桥，还做了二尖瓣置换手术。
